——忆毛泽东同志关于晋绥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谈话

　　张稼夫

　　晋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北地区四大根据地之一。其范围包括东起同蒲、平绥路，西至黄河，南迄汾离公路，北达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一线。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个地区极为重视。

　　1939年12月，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为了配合国民党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也是为了投降日寇扫清道路，一手制造了血腥的12月政变，向新军、八路军发起猖狂的进攻。其结果却事与愿违，阎锡山不仅未能消灭新军、八路军，反而遭到我新军、八路军的迎头痛击，阎旧军以及赵承绶的骑兵军也被全部赶出了晋西北，整个晋西北成了我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日寇深感晋绥根据地的建立是它的心腹之患，是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巨大障碍。所以，它把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诱降，以其军事主力对付我根据地。阎锡山也暗中勾结日寇，积极反共，形成了日顽联合向我根据地进攻的局势。1940年，日寇在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后，更加疯狂地以其侵华总兵力半数以上和90%以上的伪军，向我各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报复“扫荡”，企图逐个毁灭我根据地。敌人除在战术上采取所谓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手段外，并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继而推行了“蚕食政策”。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寇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30余次，历时总共400余天。残酷的战争环境，给晋绥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原来就比较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根据地的面积也日渐缩小，形势相当严重，1942年是晋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

　　十二月事变以后，我随晋西南区党委一起转移到了晋西北。这年9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原计划派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剧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不行了，于是就留我在中央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工作。1942年夏天，为了加强对晋绥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分局的组建工作。

　　晋绥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建议、经中央批准，调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12月的某一天，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主席那里，从8点钟一直谈到中午12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深刻，常常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后来，他问到我1927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时许多具体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一百万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和阎锡山暗暗地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会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还可以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地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主席批评我们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句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使人听了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午饭。一边吃饭又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带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兴奋地回到了枣园我的住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明灯。我在行前把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了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1942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党的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在高干会议上，分局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精神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的讨论，在高干会议上提出了1943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时参议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分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以后，经过不到两年的努力，就使晋绥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地盘扩大了，人口增加了，财政收入也改善了，有力地发挥了晋绥根据地抵御日寇和国民党的侵犯和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作用。

　　为什么同是一个根据地，同样是这些人领导，1942年以前和以后就大不一样呢？1942年以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人口恢复到了三百万，根据地扩大了，对敌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它深刻地说明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因此，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