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凤君

　　在我的像册中，保存着几张珍贵的照片，那是50年代我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时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合影。每当看到这些照片，看到照片中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眼前就浮现出那难忘的时刻。

　　1957年底，我所在的文工队将要撤销。我们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了好几年，在离开前都盼望能与首长合影留作纪念。我们将此愿望告诉了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当晚他就带着我们到了主席的书房。主席正靠在卧榻上看书，见到我们他立即放下了书坐了起来，招呼我们坐下。卫士长代我们讲明来意，主席欣然同意，微笑着说：“好么，就听银桥的安排吧!”我们高兴地簇拥着主席来到小会议室，顿时会议室内充满了欢笑声。摄影师侯波正患感冒，发着烧抱病赶来为我们拍摄，就在她调整焦距时，说笑声悄然而止。室内突然变得异常安静；主席坐在椅子上环视左右后风趣的说：“怎么这么严肃啊？变得谁都不认得谁了。”是啊，平时与首长很熟悉，可坐下来照像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些紧张。经主席这么一说，大家互相一看，不禁哄然大笑，侯波不失时机地按动了快门。

　　卅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我们都已双鬓染霜步入老年，毛主席也已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老人家那伟人风度和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作风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还有在红墙碧瓦的中南海内与警卫战士共同渡过的日日夜夜，也令我终生难忘，那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无尽的思念。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3年，做为中央警卫团文工队的首批队员，我从南京华东军区文工团调来北京。记得当时领导说：“我们的任务主要有二项：一是为警卫部队服务，二是为中直机关，中央首长服务。究竟为那些首长服务？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我们多问，我只是焦急的盼望着，盼望着能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

　　53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终于接到执行任务的命令，晚饭后我们列队来到勤政殿外的院子里。只见顶上吊着几个大灯泡，青砖铺地，周围摆了一圈椅子。面对这样的场地，我以为是与中直机关的同志们搞联欢。将近10点钟，我看到了位高大身躯的人，迈着大而稳建的步子来到我们中间。啊!是毛主席!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再仔细一看，真是毛主席来了!这时乐队奏起了湖南民歌《浏阳河》，此情此景，我的心快速的跳动，眼睛发潮，旁边一位同志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请主席跳舞。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我竟然未动地方。看到队友请毛主席跳舞，真佩服她的勇敢精神，我鼓励自己，下支曲我一定请主席跳。当我站在主席面前时，他老人家微笑着站了起来，我向主席问好，可说话的声音又小又结巴。他看出我很紧张，立即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非常亲切和蔼地与我谈起话来。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我听不太懂。于是他放慢了讲话速度，微笑着问我：“你是新来的吧，从那儿调来的？老家是那儿的？”望着他那慈祥的笑容，我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讲话也流畅了。我回答是刚从华东军区调来的。主席“哦”了一声；“你原来是陈毅，陈老总的兵哟。”我接着说我出生在青岛。主席又说：“你是江青的老乡。”江青是谁？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敢问。只听主席又问我什么时候当的兵，我回答1948年，济南解放后参军的。主席止住舞步笑着上下打量我之后风趣地说：“看不出你还是个小老革命哟。”我也被他那风趣的神情逗笑了。我们就在这亲切幽默的气氛中谈着，笑着。这时，我几乎忘记他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了，他老人家就像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我也变成一个小孩子在聆听长辈的亲切教诲，听的那么专注，那么入迷。此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时间过的慢些，再慢些，让我多听听这和蔼可亲的声音。遗憾的是这段时间过的特别的快，经过短暂的休息，主席又要办公了。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忽然想起许多该向他老人家说的话，都未来的及说，真是后悔极了。

　　一次难忘的失言

　　主席对待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那么亲切，平易近人。有时还很风趣幽默，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笑着摇摇头说：“呜乎哀哉了。”记得我初次听他说这句话时，我怔住了，看到我这茫然的表情，主席哈哈大笑。随即解释说：“有点累了。”是啊，他老人家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极少休息怎能不累呢？可在我印象里，他总是那么神彩奕奕，谈笑风生，就在很有限的休息时间，他也忘不了搞点调查研究。每逢见到我时，总要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话问：“有什么新闻么？”开始我不理解，我想新闻都在当天的报纸、广播中报道了，我有什么新闻可谈呢？后来我明白了，他要了解的正是报纸、广播中不曾报道的那些凡人小事。此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将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主席听的很仔细，很认真，有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有时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

　　记得1956年的春夏之际，队里派我和张庆强去合肥学习民间舞。正遇上淮河部分流域发水。一些灾民流落在合肥、蚌埠等地的街头。我们一出蚌埠火车站，就被几个灾民围住了，他们中有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有位老大爷向我们下跪乞讨。我们几乎把身上所带的钱都散给他们了。回北京后，主席问我怎么好几天未见了，我说去安徽学习去了，并且不等主席问有什么新闻么，我就将在安徽所见灾民之事作为新闻讲给他听了。我说完后主席只问了一句话，“钱都给了灾民那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运气好，遇上我原来所在的文工团在合肥演出，我们就找他们与老战友同吃同住了。若在往常，主席听了此话一定会发笑，可这次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就不说话了。我意识到我的话讲多了，纪律规定我们不能向首长谈这些事的，我赶紧改变话题，但已无济于事了。只见他点燃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便沉思不语了。这时我真后悔我的失言。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悄悄地溜了。过了一会有人喊我说，主席叫我。我过去一看，周总理坐在主席身边正和他谈着话，主席看到我连连招手，让我过去，把在安徽街头的见闻讲给总理听。我又叙述了一遍，未等说完，总理点点头说：“我知道此事。”总理向主席做了汇报，并将救灾措施一一说明，最后总理说：“绝大部分灾民已返回家园排涝抗灾了，只有少数人不听劝告，滞留在城里，政府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不久就会回去的。”这时，我听到主席轻轻的“嗅”了一声，还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脸上又露出了往日的微笑。我明白了，刚才主席是为那些受灾的群众忧虑不安。我暗暗地庆幸周总理来的真及时，讲明了情况，解除了主席的忧虑。否则他老人家又要渡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大约54年夏，我们在北戴河执行任务，有几天因受台风影响，气温骤降，海上风大浪急。从山上往下看，浪卷黄沙，把靠近岸边的海水都变成浑的了。往日喧闹的海滨，突然变得异常冷清。这种气候莫说下海游泳，躲在屋里还觉得很凉。晚上见到主席，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游泳了么？”我惊讶的说这么冷的天谁还游泳。主席笑着说：“哎呀呀，你们这群小鬼还不如我这老头子呀？”我连忙说：水太浑了，全是沙子。主席说：“游过这一段就好了。”我又说，风那么大，浪那么急我可不敢游。主席笑了笑耐心的对我说：“这点风浪有什么可怕的，它还是怕人的哟，你一游它就给你让开路了，我和往日一样的游了，这不很好么。”听了主席这番话，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我想主席不仅仅在谈游泳，而且在倡导一种精神；那时他老人家已过花甲之年，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下，仍然坚持下海游泳，正如他诗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当时，我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那种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勇气。主席看到了我们的弱点，但他从不用大道理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抓住一些小事，循循善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主席对青年人的成长极为关心。无论是工作、学习或生活，只要有机会总要过问。就连我们找朋友的事他也要操心，甚至亲自出面帮忙。对我们的学习就更为关心，记得1955年，主席对警卫战士讲话时提出：你们应有三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警卫团积极落实了主席指示，办起了速成中学。他老人家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用自己的稿酬为大家买了书包、课本、字典等学习用品。此后形成了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团里也为机关干部办了文化夜校，我也参加了初中班的学习，遗憾的是我们晚上经常有演出任务，保证不了上课时间，未能坚持到底。

　　主席与我们谈话时常常问到学习问题，我记得他不止一次的告诉我：要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了。他经常问我都看什么书，喜欢读什么书。有一次我告诉他我订了一份《新观察》杂志，我很喜欢看。他听了笑着说：“要学会观察事物不是很容易的。你好好学习一下如何观察人，如何观察事物吧。”主席问我看过《红楼梦》么。我说看过，只是其中许多诗词看不懂，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他说：“多看几遍就懂了，那些字不认得记下来问我。”后来我又看了《红楼梦》，其中的疑难字通过查字典，向周围同志请教也认得不少，我未去打扰他老人家。但他对我们的教诲是极有耐心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说到某地落一块“陨石”，我说那个字我不认得，他问怎么写，我伸出手在手心上边划边说：一个反耳刀，一个员外的员，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我念什么，我记得非常的牢，只是读此字时也代有湖南音。主席鼓励我们学习，也支持我们学习。58年文工队撤销，我申请去北大荒。59年又调回北京工作。主席知道后很高兴，让李银桥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饭后谈话中我谈到我文化水平太低很想学习。这时主席靠在沙发上，听到我说要学习，他立即坐了起来，认真的问我：“你想学什么，有什么具体打算么？”我一时未回答，他又接着说“我能给你帮点忙么？”当时我确有学习愿望，却无具体打算，学什么，去那儿学？我回答不出。至今想起此事都非常遗憾，如果当时我回答的清楚、具体，我相信他会帮助我实现学习愿望的。

　　我收到毛主席的信

　　58年我们单位撤销了。当时有几种选择，我们一群年轻人，放弃了留在城市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几经周折，最终获准随几万名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去开拓祖国的北疆。

　　我将此事告诉了主席，对于我的选择他极为支持，当时他很动感情的对我说：“你们要离开这里，我是很舍不得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程，你们都很年轻，应该远走高飞。”说到此，他口气一变，又像往日那样风趣的说：“不过你走后可不要把我这老头子忘了，要经常写信，谈些你们那儿的新闻。”

　　58年3月，我们告别了首都，北上的列车把我们带到祖国北疆的小城完林。不久，收到好友小刘的来信，她说自我们离京后，毛主席很关心我们，多次向她询问我们的情况，她向主席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并将我写给她的信请主席看了。看完信主席说：“他们真的把我忘了，也不给我写信。”小刘建议我快给主席写封信，由她转交。说心里话，离开北京后，我非常想念主席和其他几位首长，我很快给主席写了信，报告了我和我们这批同志的情况。

　　59年春节前后，收到小刘的信，与往常不同，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除小刘的信外，还有几张宣纸，一行行熟悉、道劲又洒脱的字迹跃然纸上，“是毛主席写的信？”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可忘记我是站在土炕上，事后发现我将炕跳塌了一块。主席的信除了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对我所选择的道路再一次给予肯定。他信中写道：“…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会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高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占用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高飞转业，于人民事业有利……”我在远离北京的祖国边陲，在没有炉火的小屋里，气候是那么的严寒，此时身上顿觉注入一股暖流。北大荒的生活真是很苦，但我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一封未寄出的信

　　59年夏我调回北京。小刘告诉我：前不久主席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知道我要调回北京，此信就未寄出。我激动的从她手中接过信后，急不可耐的打开一看，他老人家还是那么亲切的关怀着我，后边他又写着“寄诗一首，闲时一读如何？”哎呀!还有一首诗!我极力让我激动的心平静下来，仔细的读下去，这是一首七律，题名《送瘟神》，信后边的署名是主席在陕北转战时曾用过的化名李得胜。

　　主席写给我的是《送瘟神》第二首，当时读了不十分明白，事后了解到他写此诗的背景，我才理解老人家送诗的意义。我也更深的感受到，作为人民的领袖，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余江县，首先根治血吸虫病的消息。主席看了之后竟然夜不能寐，欣然挥毫写了此诗。他老人家这么激动是有原因的。早在56年主席就知道南方许多地区流行大肚子病，于是他在杭州开会时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调查情况。当这些同志向他汇报了血吸虫病给群众造成的痛苦和危害时，主席坐不住了，当即决定请有关领导和专家们尽快开会研究如何消灭血吸虫病的措施。主席说：“我们打倒了人为的敌人后，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打倒自然界的敌人。”还说：“我就不相信消灭不了血吸虫。”此后，在主席亲自关怀下，成立了消灭血吸虫病小组，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进行了一场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仅用两年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他老人家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了解了这一背景，再读这首诗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为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福与自豪。

　　毛主席热爱人民，时刻把人民的疾苦系在心上，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创立的辉煌功绩，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及警卫战士的亲切关怀以及他那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也将永远铭记我心中。值此，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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