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者生涯里，最让我能够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就是在2003年的5月，当SARS带来的恐惧席卷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和很多记者能够出现在现场，去记录隔离区内不为常人所知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

　　那段危城岁月里，有爱，有恨，有面对命如游丝时无力地呻吟，有面对死亡召唤时不屈的抗争。有天使，有逃兵。

　　在一定意义上，SARS风暴爆发前后，从中国政府所作所为中可以丈量出中国政治文明的厚度，其厚度有多少，相信天下人自有公论，也由不得一个记者任意评说。

　　作为记者能够留下的就是他的记录，如果上天再给他多一分灵感，也许他会留下一份后SARS时代清晰而冷静的言说。

　　时间向前延伸到2003年4月27日，我回到了离别仅仅10天的北京，一出机场，感觉风都是阴森森的，行人多戴着口罩，无论对面来的是谁，都会感到一种小心和猜疑，那是一片肃杀的感觉。

　　这和我离开时完全不同，那时北京依然歌舞升平，一片详和，大多数人都不知SARS为何物，而此时，很多消息已经表明，SARS在北京“真实而有效”的存在。

　　我告诉司机，直接送我回天津老家，离北京市中心远些，再远些，离中心越远，从理论上说，SARS病毒的浓度就会越低。汽车飞似的离开了危城，北京已陷入白茫茫与灰茫茫，夜晚，更是一团黑色。

　　在家中数日，看新闻，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多少令人恐怖的城市。

　　SARS也已经从北京“批发”到国内许多城市，作为记者，如果不亲历其中，就多少有一些遗憾。

　　经过多方努力，在5月2日，我得以进入北京地坛医院，并在5月8日中午，将写就的报道发给编辑部，第二天，《一边是天使，一边是伤痛》和读者见面。

　　在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我说，看到更多的是灾难的严重，灾难中人的无奈和SARS带来的恐惧，而事实上，有许多是难以在报道中写就的，只能作为回忆来梳理。

　　我们没有理由忘记

　　在隔离区采访的时候，我接触最多的是医生和护士，“其实，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们也有我们的职业道德，平常我们都是大白狼，现在却成了天使。”

　　在报道前后，一个问题始终不能得解。因为SARS传染性强、杀伤力大，所以，敢于走上前去的人自然会赢得尊敬？

　　现在考虑，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体道德的滑坡，使那些遵守职业操守的人成为异类，成为道德的最高标志，精神领域最新的参照物。

　　此其一，其二，当时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一线的医生、护士，如果他们倒下或者他们放弃职责，那么SARS幽灵将肆无忌惮，所以给他们的语言越动听，说话的人就越安全。

　　还有一个不能太多明说的原因，赞美他们，使劲地赞美他们，还有谁会想着追究什么人呢，即使那些人被认为坏得一塌糊涂。

　　持以上的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不去赞美那些敬业的人，并为那些敬业的人所感动，这种感动就是普通人给予普通人的感动：他们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今天的安全确实应该归功于那些履行职责的人，我们应该对那些履行救死扶伤职责的医务人员表达深深地敬意！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本着基本的职业操守做好自己的事情：医生治病救人，不收红包；记者按照新闻规律报道，不说假话；教师按照自己的职业道德教书育人；政治家在公权与私利面前坚定地选择前者；商人按照商业道德从事经营，不造假、不欺诈；法官不枉法……

　　那么，有一天当我们睁眼醒来，将会感觉世界一片澄明。原来还有这样的政清人和，世界原本是这么美好。

　　如果从SARS前后来观察，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功利思维。当我们渐渐远离这场灾难的时候，那些为了我们的安全而染病的人几乎被遗忘在角落里。

　　11月20日，我和我的同事又做了一篇报道，《我们活着，坚持着，北京SARS康复者被改变的命运》。

　　我们记录那些人，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中，挺身而出，用人肉盾牌，抵御SARS而被感染，我们不能过于功利地看待他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天使，在事情过去后，就把他们遗忘。

　　他们是为我们的安全被感染的，他们今天躺在床上，拄着拐杖，甚至坐在轮椅上和SARS后遗症艰难的抗争。

　　作为这个社会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没有权力忘记他们，都应该牢记我们今天的每一分幸福都直接或者间接受益于他们。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所有感染者都是无辜的，一个康复者曾对我说他信佛，“真的信，佛教讲究因果报应，但我为什么会有报应，得SARS呢，我做错了什么呢？为什么是我呢？”

　　可以说，政府在SARS期间，包括善后所起到作用，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政府的责任是有限度的；但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无限责任。

　　中国社会如何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如何把‘人’放在第一位，各级政府如何切实实践胡锦涛主席的承诺，“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将是检验他们是不是在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标志。

　　国家正在努力，比如863计划中就有专门的课题安排。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即使过了将近7个月时间，再回忆那段危城岁月，很多人都有一种愤怒，这种愤怒不仅来自于我自己，康复者是，医务人员是，死难者是，他们的家属亦复如是。

　　如果一个人被感染而死亡，那么就意味着他和他的家人从分开就是永诀，家人看到的只有他的骨灰。如果一家有几个人得病，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在隔离区，看到最多的就是家庭的解体。父母死去，留下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家庭11口人得病，我离开北京地坛医院的时候，已经有4个人死去，还有几个人生命垂危。

　　这群人中有的没有了父母，他们还是孩子；有的年老者提前“归隐”；有的男人将会成为鳏夫；有的妻子将会独自带着孩子奔向可能没有太多希望的未来。

　　一个患者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大概是因为去了一次人民医院吧。回来就开始发烧，后来我丈夫也发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后来听说可能是非典，就去看，果然是。”

　　“卫生部长都说北京控制住了，我以为还在广东呢，谁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如果我早一天知道有SARS，我怎么可能不预防呢？”

　　之前，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这是中国卫生部第一次就非典型肺炎公开发表看法。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群众！？”这是一个医生的愤怒。

　　可以说，政府官员如何对公众负责，如何让官员不说谎，将始终是我们需要探究的命题。

　　新闻记者的责任

　　说完了官员，也要说说我们自己。普利策说，“新闻记者应该是船头上的了望者”，这种了望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进行了望，而是应该在面对急流险滩的时候去尽力发现危难。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SARS最初出现的时候，媒体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将真实情况告诉给公众，那么七分人祸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消弭于无形。包括那些不希望媒体报道的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让这种假设成为现实，疾病无情，官员可以让媒体闭嘴，但病毒却不会向权势低头，更就会龟缩在角落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老师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自由社会的媒介更关心灾难？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件关系到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其他的新闻都达不到如此威力，所以，无论是大众化的，还是比较严肃的媒体，都把这种报道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

　　从政府方面来说，惟一选择是和媒体合作，事件发生后，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要定期地向新闻界通报情况，绝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大众传媒会在不影响整体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公布事件的每个细节。

　　遗憾地是，在SARS肆虐最需要新闻界，最需要记者了望的时候，中国新闻界却集体失语。

　　正当SARS肆虐的时候，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李慎之先生病逝，朱学勤先生在悼念慎之先生的文章，《危城别慎之》中感言：“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在SARS肆虐的时候，还有一个名字被人们顶礼与膜拜，他是北京301医院的老军医蒋谚永，他说出了真话。

　　当大家已经习惯听和说假话的时候，说真话就成为稀缺的品质，成为我们心中道德的标尺。

　　我们尊敬那些说真话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他们讲真话而受益，我们所有新闻人都应该向慎之先生和蒋谚永老人学习，说真话。尽管，这是做人的最本分的东西，即使是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要保证不说假话，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底线。

　　写此文时，京城已经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一片繁荣的景象，很难看出这个城市在几个月前如同……一种莫名的感觉却涌上心头。

　　作为一个记者路在何方？我可以去地坛医院采访，那里很危险，因为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但在SARS灾难过去的时候，作为一个记者是不是可以真正按照新闻规律做事，我不能肯定，因为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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