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最早报道2002年山西繁峙特大矿难的新闻记者之一，2003年8月19日，采写了《繁峙矿难再曝惊人内幕》，揭露“中央某媒体记者收受礼品而放弃采访”，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繁峙矿难中发生记者违纪的行为。

　　2003年5月，在独家追踪报道“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的过程中，我经受着“心灵的煎熬”——由于信息不畅和媒体的“失语”，2003年3月1日，山西省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不得不从太原到北京求医，进而成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随后，在北京的医院里，她的父母因“非典”而离开了人世。采访这位善良而无助的女主人公时，我常常热泪长流，因此，作为记者，我是那样强烈地感受着自己身上的责任——以青春和生命来追求的职业理想，就是记录历史，把真相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公众。

　　震惊全国的繁峙矿难真相更是这样。那还是2002年6月25日，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接到举报说“6月22日，山西繁峙发生了特大矿难，死亡数十人”，但是，我和摄影记者柴继军根据举报赶到现场时，还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这一矿难。遇难者家属受到了黑恶势力的控制和威胁，记者受到了跟踪，情况十分危险。我们采访了遇难矿工家属、矿难目击者、搬运尸体者，并于6月29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发了调查报道《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繁峙金矿爆炸案》，随后，警方研究这篇报道，顺藤摸瓜，抓获了30多名犯罪嫌疑人。这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讲述》节目以“揭开矿难真相”为题对我们的经历进行了介绍。在走进演播室之前，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告诉我“繁峙矿难发生后，新华社记者比你们先到的现场，但他们收受了金元宝”，我当时大吃一惊，由于事关重大，“繁峙矿难”中央调查组尚未公布调查结果，所以，即使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举办的“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上，我在主题演讲时，也仅仅向北京的新闻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新闻舆论监督的同行们提到了繁峙矿难中有多名记者收受现金、金元宝，但具体情况是“我也不很清楚”。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提问：“你能告诉我们是哪家媒体的吗？”我当时回答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从中央调查组公布的结论中知道详情了。”实事上，这一等就是9个月。9个月时间里，为了繁峙矿难能够彻底地“真相大白”，我们依旧在奔走，2003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繁峙矿难：“背后人物”依然云遮雾罩》，提到了“人们期待着繁峙矿难的背后人物，能早日大白于天下”。

　　2003年8月19日，我采写了《繁峙矿难再曝惊人内幕》，提到“中央某媒体记者收受礼品而放弃采访”，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繁峙矿难中发生记者违纪的行为。9月16日，新华社在发布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论《繁峙矿难水落石出》时，提到了11名记者在采访矿难过程中“收受了当地负责人和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

　　一时间，舆论哗然，由于社会公众对《中国青年报》繁峙矿难系列报道印象很深，作为揭露繁峙矿难黑幕的记者，我受到了广泛关注。正在筹备评选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的编导急切地打电话给我：“11个记者受贿，太多了，是不是也有你一个？”去年，正是他们制作了记录我们亲身经历的电视节目《揭开矿难真相》。听到编导的追问，我几乎无言以对，我感觉社会上对整个媒体行业、整个记者队伍提出了质疑，我也追问着自己的良心。此后11天时间里，我如坐针毡，甚至想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诉说，在繁峙矿难中，还有很多记者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忠于“社会良心”这一角色，不但没有受贿，而且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揭开了惊天的黑幕，并因为我们的工作，使遇难矿工家属得到了保护和赔偿，在这些受到过非法矿主威胁的家属眼里，记者“是好人，是可以相信的人”。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举国关注的新闻界丑闻，我能说得清楚吗？

　　直到今天，我依然发自内心地感激新华社领导，是他们敢于面对新闻界存在的问题，坚持“说实话、报实情”，在9月27日，勇敢地向全社会公布了繁峙矿难收受现金、金元宝的11名记者的名单和具体情况，其中，就有4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9月29日，我参加了全国记协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在会上，我表示：“中国记者的职业良心和责任感、使命感，不会因为个别记者的违纪行为而消磨，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为社会正义作出自己的努力。”11月5日，我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手中接过了代表年度最高新闻成就的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奖杯，获奖原因是“繁峙矿难”。当时，奖杯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的心里也沉甸甸的。我想，尽管发生了11名记者违纪收受现金、金元宝的“丑闻”，中国记者的职业理想依旧鲜明而朴素，为了公众利益，我们愿意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脚步。

　　相关专题：温故2003——新浪观察年终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