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杨楠

　　昨天，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张富强馆长告诉记者，按建筑容量要求，渔阳里设计日最大接待量为200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每天参观者基本都超400人，从4月份开馆起，预约参观就一直排到半个月之后。据悉，渔阳里的参观者不仅来自本市和全国各地，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不少外籍人士也主动到此参观。张馆长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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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工作人员包括他自己全都扑在现场，讲解红色历史、维护展览器材。

　　赤诚的心、沸腾的血，又一次在中国青年的红色起点汇聚。两个时代的共振交叉在这个结点，83年后，当人们抚去蒙封的尘埃，世纪初的红色印记依旧鲜艳夺目。让我们回到渔阳里最辉煌的烽火年代，重新寻起那条赤色脉络。

　　历史选择了渔阳里

　　20世纪20年代，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革命者还是可根据地理环境和交通便利的条件，寻机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商定分别在上海、北京建党。他们认为，上海当年的环境和社会特点，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较充分的条件。那时陈独秀在北京不能开展革命活动，但他在上海利用“租界”，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历史之所以选择渔阳里，与这里地处法租界、环境相对宽松有非常大的关系。

　　早年的上海其实有两条里弄都叫“渔阳里”，分布在旧上海的环龙路与霞飞路。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一般叫“老渔阳里”。它的2号是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是陈独秀初到上海时的住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1920年5月，青年毛泽东在此和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

　　而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即现在的淮海中路567弄，曾名铭德里，也叫“新渔阳里”。位于卢湾区北部，雁荡路、思南路之间。1912年到1936年期间所建，占地0.3公顷，当时有楼房33幢，居民400人。

　　据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成员回忆：“渔阳里6号在1919年原是戴季陶租住的，他在玻璃窗上还写了几首诗，我们好像是在1920年春天搬进去，由杨明斋和陈独秀继续租赁下来。”

　　“楼下灶间是厨房，有大灶头，烧菜的。四周有长板凳。楼下厢房亭子间是一个烧饭的同志住在里面。楼下客堂间放有大圆台，是假红木的，布置得很整齐。地板是红色油漆的。”“楼下厢房是教室，后门走进课堂的门及楼上通晒台的门都有玻璃，是四块玻璃还是六块玻璃记不得了。”

　　渔阳里这座普普通通的民居从此走上历史前台，开始了它点亮中国青年红色火种的使命。

　　团组织在此初创

　　1920年春，共产国际获悉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派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0年4月来到北京，维经斯基当时联系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协助他们建立党的上海发起组。

　　上海发起组建立过程中，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实，1920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过程中，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给予了极大关注。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便指派党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发起建立，成员有8人：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俞秀松担任书记。团的机关就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中。

　　为了联系和团结进步青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组织就在这里开办了中国党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并从学社学员中发展青年团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刘少奇、任弼时就是从这里踏上革命征程的。

　　中国先进青年的红色火种从此代代相传。

　　渔阳里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反动派注意，外国语学社老学员曾回忆道：“弄堂口是有灯的，式样如何不详细了。记得弄堂口有一个香烟烟纸店，‘包打听’曾在店里监视我们。弄堂底的小铁门是不通行的，我们进出都从霞飞路走，我们多数从后门进出。”

　　1921年4月29日，外国语学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虽未抓到人，但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监视。8月，外国语学社不得不结束，学生们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不可能长期滞留上海，便陆陆续续都离开了。他们有的去教书，有的做编辑，也有的去外地谋职……另一方面，1921年春天以后，上海团组织主要领导者和大批骨干去了俄国进修，5月前后，青年团出现了组织活动的暂时停顿。

　　至此，渔阳里沉寂了下来，重又成为普通的民宅。

　　房屋复原修缮

　　1920、1921，那个红彤彤的年代，那些热闹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把渔阳里永远留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史册。

　　1954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首次提出将渔阳里6号恢复外国语学社时的面貌布置。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作出批示，将渔阳里5、6、7号的居民动迁出来。此后，又向有关老同志征集资料、照片，系统了解渔阳里6号当年的原貌及革命活动情况。1957年底，房屋复原修缮工程告竣。

　　时隔37年，外国语学社又“回到”了渔阳里，物虽是，人已非。

　　1958年11月1日，江南的秋冬之交，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在阔别渔阳里38年之后，偕夫人王光美，又一次来到了当年学习战斗过的地方。走进东厢房的课堂时，他踱到房中陈设的一张不到一尺宽的黑色长书桌后坐了下来，久久端详着四周的历史文物，屈着手指，数念着那些曾在这里一同工作、学习的同志：俞秀松、任弼时、肖劲光……他无限深情地说：“有些同志已经牺牲了啊！”

　　1961年5月，海军大将肖劲光重回渔阳里6号，回忆往事，感慨万端。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渔阳里6号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空间狭小和房屋保护的原因，渔阳里6号长期以来只是预约参观。

　　1986年，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建议，在渔阳里旧址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然而，文博专家多方论证，认为这栋建于20世纪初年的砖木结构房屋，已经岌岌可危，还不具备建设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的条件。

　　渔阳里再一次蛰伏于沉寂的静谧之中。“团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本弄6号”———这块历经风雨的木牌，静静悬挂在淮海中路567弄口，却少人问津。狭窄的弄堂、斑驳的旧墙，和着木楼梯吱嘎的吟唱，静静回味着因众多青年的到来而激情满膺的日子。

　　比起紧邻的五光十色的淮海路，渔阳里也许更应该是青年走访的所在。

　　新貌迎来新世纪青年

　　2001年，为纪念共青团成立8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团中央决定对渔阳里旧址进行全面整修扩建，并成立旧址纪念馆，对公众开放。同年11月26日，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龚学平同志视察“渔阳里”，并召开现场协调会，决定由卢湾区、团市委、市文管委共同承担“渔阳里”纪念馆的建设任务。

　　2002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渔阳里”整修扩建方案。

　　2003年4月10日“渔阳里”整修扩建工程启动。6月2日，“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陈列布展工作组成立。

　　一个世纪以后，渔阳里开始拭去岁月的尘埃。

　　上海从市委党费拨款100万、从市财政经费拨款200万；团中央从全国团费拨款200万用于工程建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烈士的遗孀安志洁女士将珍藏多年的烈士遗物捐给纪念馆，并拿出1000元人民币用于纪念馆建设。上海团员青年以交特殊团费的形式为工程捐款200万元。

　　为渔阳里改扩建工程捐交特殊团费的活动，感人致深。复旦大学学生超市前挂出横幅“团在我心中———你消费、我捐款”，把一天的全部利润捐给渔阳里。横幅无语，却是一种召唤，当天学生超市的营业利润达到平时的3倍。

　　岁月如歌，2004年4月，备受瞩目的以渔阳里6号为核心的“渔阳里团中央旧址纪念馆”终于迎来了21世纪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