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读书》这张照片已成希望工程的象征。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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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明娟：如果不是希望工程，我的路也许没有这么顺利。所以，我要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本报记者薛珺摄

　　本报讯(记者郭建光 刘英才) 昨日，“大眼睛”苏明娟成为本报“同在蓝天下”义卖《新京报》助学活动的第一个报名志愿者。

　　苏明娟现为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目前正在北京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实习。昨天，苏明娟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得到本报义卖助学活动的消息后，当即表示要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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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通过义卖，让更多的人参与希望工程的公益助学活动，让更多的贫困儿童走进校园。”苏明娟对本报记者说，她本人就是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走进校园的，她希望自己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来回报社会。

　　据悉，昨天已有近百名读者打来电话报名。

　　方女士是一家大学生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她一口气替20多名大学生报了名。

　　她说，现在正是学校放假期间，许多同学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失学孩子的报道，很受感动，他们听说有这样一个活动后，都希望参加，愿意为失学孩子做点事情。

　　-对话人物

　　苏明娟，女，21岁，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人。

　　13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下了《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全国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

　　2002年9月，苏明娟进入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学习，并获得摩托罗拉公司提供的4000元助学金。

　　第一个报名做志愿者

　　新京报：苏明娟你好。我听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说，你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新京报》“同在蓝天下”义卖活动的志愿者。为什么要争第一？

　　苏明娟(以下简称苏)：我是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嘛，当然要争第一。其实我能争上第一的原因是，我比别的志愿者早得到消息。

　　新京报：你非常重视希望工程形象代表的身份？

　　苏：这个身份让我时时刻刻都清楚地认识到，还有千千万万因贫困而不能走进校园的贫困儿童。如果这个身份有作用的话，我希望因此能让更多的贫困儿童能像我一样读书、上大学。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我一定会参加。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这个身份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苏：是。正像以前我对记者说的，13年来我过得很累，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但同时也考虑到，如果不是希望工程，我的路也许没有这么顺利。所以，我现在和将来都要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

　　留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别人

　　新京报：这次到摩托罗拉公司实习，是你自己联系的吗？

　　苏：我在考上大学时，申请到了摩托罗拉公司的助学金。公司给每个申请到助学金的学生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

　　今年我申请到了这个机会。

　　新京报：你明年就要毕业，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

　　苏：我希望毕业后，能在大城市，比如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大城市？

　　苏：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这里工作，我能有更大的能力帮助别人。以前有记者问我，毕业后我是否考虑过要回到家乡工作，以回报社会。我当时就说了“不”。

　　新京报：你对农村的看法是什么？

　　苏：我出生在农村。从根上来说，我是喜欢农村的，毕竟是我的家乡，养育我长大的地方。但农村是比较落后的，无论经济、文化、卫生等都非常落后。

　　新京报：是不是这些落后的方面使得你不愿回到农村？

　　苏：不能这么说。我还是从能力上看问题。在农村，帮助别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不会扎根农村，改变一两个人的命运。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要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你准备通过何种途径改变更多的人呢？

　　苏：我想让更多的贫困儿童能和我一样，背着书包走进课堂，走出大山。至于途径，我还没有想好。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大城市比在农村有更多的机会，能唤起更多的人对贫困儿童的关注。

　　其实有时候，我挺愿意做希望工程形象代表的。这也是在帮助贫困的儿童获得社会的帮助。尽管我没有从口袋里掏钱给他们，但通过我的努力，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捐赠，我觉得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照片让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

　　新京报：回想一下你走过的路。如果没有《我要读书》这张照片，你的命运将会怎样？

　　苏：我的生活轨迹和现在应该会大不一样。

　　新京报：那会是什么样呢？

　　苏：在我的家乡，能上高中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的很多小伙伴都是连初中也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还有，我的很多小伙伴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新京报：假设你读完高中，没有考上大学，你有什么打算呢？

　　苏：这个问题我以前考虑过。我当初的打算是，假设没有考上大学，我兴许会去学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我说过，我的梦想是走出大山，即使凭着手艺，我也一定要走出大山。农村机会太少。

　　新京报：你如何认识现在这个现实？

　　苏：因为照片，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我是幸运的。

　　新京报：照片真正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苏：照片直接带给我的就是我不必为学费困扰了。

　　其次是我有机会磨练自己，让自己更成熟。

　　新京报：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拍照片的事情吗？

　　苏：我当时小，根本不知道。后来我到北京后，解海龙叔叔对我说，他在我上学的路上和我说了很多话，并一直跟着我走进教室。当我坐定后，他抓拍了这张照片。

　　新京报：你是何时知道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

　　苏：1994年。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感觉挺神奇的。

　　新京报：照片给你带来了不便吗？

　　苏：因为照片，我也失去了很多私人空间。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新京报：你希望有朝一日摆脱照片对你的影响吗？

　　苏：这是我需要努力的地方。希望下次你采访我时，是冲着苏明娟，而不是大眼睛；是因为苏明娟做出了成绩，而不是大眼睛的延伸。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大眼睛的照片所给予的，我想有自己的成就空间。

　　报恩不应该限定特定的人

　　新京报：你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时候？

　　苏：1996年。那一年，解海龙叔叔告诉我，他们报社策划了一个活动，请我到北京去。

　　新京报：走出大山的感觉如何？

　　苏：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我在北京玩了四五天，几乎把北京所有好玩的地方都玩遍了。我比村里很多人幸运，别人没有这个机会。回到家乡后，我对父母说，北京很大很大，挺好玩的。但是消费很高，我光住宿就花了几百块，够咱们家一年的生活费了。

　　新京报：从此，你就一直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中？

　　苏：我想是的。至目前为止，我已经接受过上千次记者的采访。还要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新京报：这些采访和活动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苏：如果说好的方面，我认为这些采访和活动，都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我因此而变得更加成熟。但坏的方面是影响了我的学习，尤其是高中时候，我要面对高考的压力，真不想接受这些记者的采访。高考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我不考上大学，我该如何走出大山呢？

　　新京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会让帮助你的人失望？

　　苏：我的压力主要来自我的成绩。考不上大学让别人失望的压力还不是很明显。

　　即便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我已经从他们的帮助中受益了，我学了很多东西。既然我受益了，我就要回报。但回报别人有很多种办法，不一定非要考上大学。我认为，回报别人不应该限定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人。

　　新京报：你有报恩的想法？

　　苏：对。是要报恩，因为中国青基会的捐赠也是别人的血汗钱，我是在大家帮助下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报恩不是向帮助过我的特定的人报恩，我想那也不是帮助我的人的本意，我是向整个社会报恩，帮助一些该得到帮助的人。

　　希望停止接受青基会的捐助

　　新京报：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吧。

　　苏：在大学时，我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喜欢聊天，逛街、唱歌、看书、听音乐。

　　我最喜欢看的书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书中描述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场景，以至于我到现在找不出第二本我喜欢的书。

　　新京报：听说你在大一的时候，曾写信给中国青基会，希望停止对你的捐助计划。为什么这么做？

　　苏：我上高中之后，学费和生活费都增多了，青基会才决定给我提供帮助。上大学之后，我听说有一些接受中国青基会捐助的高年级学生，给中国青基会写信，提出停止接受中国青基会的捐助。我认为自己上了大学，也应该停止接受青基会的捐助，因为还有更多贫困的孩子需要这些帮助，就给青基会写信，要求停止对我的捐助。

　　新京报：结果如何呢？

　　苏：中国青基会将我的信转到了安徽省青基会。安徽省青基会就派人到学校来，问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一时冲动才这么做的。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但他们坚持说要给我提供捐助，因为我还在上学，不能分散精力。结果，还是每学期给我提供600元的捐助。

　　新京报：你对这种结果有什么想法？

　　苏：我有想法。我本来是希望我得到的这部分捐助转移到别的孩子头上，结果却没有成功。安徽省青基会的人说得也有道理，我现在应该好好学习，投入大部分精力来读书。而不是勤工俭学赚钱。这样会耽误我的学业。

　　新京报：这是不是又给你增加了压力？

　　苏：有一点。但这样会更加督促我努力。

　　本报记者郭建光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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