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目前关于倪润峰和长虹的报道，都会在未来一本《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虹》面前显得那么肤浅，那么不真实。

　　但还原倪润峰，实际就是力图再现主宰倪润峰命运背后的政经力量及其对规则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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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在倪身上交织的是市场化与体制的关系演进。倪润峰最终急剧沉浮的命运，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限度，以及一些价值观的虚伪。

　　[上篇] 沉浮

　　“我很敬佩倪总。倪润峰是中国彩电业的一代功臣”。

　　7月29日下午，当TCL总裁李东生在深圳宣告TCL与汤姆逊合演组建的跨国公司TTE正式成立的盛大庆典之后，讲出这一番感受时，这个7月，刚刚上演了中国家电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7月之初，在绵阳，官方一纸任免通知下达，一代“强人”倪润峰彻底离开长虹。而倪润峰执掌的长虹曾一度被公认是中国彩电霸主。

　　7月之末，在深圳，号称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TTE诞生。当“TTE”3个巨大的字母出现在舞台中心时，长城与埃菲尔铁塔比肩而立，光彩夺目，在硕大的电子屏幕上定格。在欢呼声中，李东生身着浅灰色的西装，满面春风，偕同从欧洲专程赶来的汤姆逊副董事长德哈利，在海内外的媒体面前闪亮登场。

　　在这之前，李东生已收到倪润峰亲手签名的一封短信，信很简短，语调客气，倪意在通知李东生，自己已经离开长虹，对双方曾经拥有的合作表示怀念。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义的交替。当年，在倪润峰执掌长虹，以中国彩电霸主的气势崛起于西部小城绵阳时，初掌TCL的李东生曾率领团队，远赴绵阳拜访，求经问道。而今，李东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大突围的新旗手。当年，倪似乎更有可能走到这样的位置。但历史被逆转了，倪最终走向其生命中的60岁边界线，进而走向其职业生涯的终结。

　　从2000年以降，4年之间，被外界一贯视之为“企业教父”的倪润峰，在长虹3次上下沉浮，倪氏如此脆弱的命运曲线，即使在中国家电业布满枭雄的风云史上，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倪同时代的对手们没有任何一位人物曾经历这样曲折的沉浮。

　　但倪何以踏上这样急剧沉浮的行程？

　　60岁背后

　　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次绝非寻常的离职。

　　6月末，倪尚以长虹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与微软比尔·盖茨，相会在北京CEO峰会，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倪灿烂的笑容还没有最后散尽，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一纸没有多少温情的彻底出局通知。这是一个事先苦心安排的换人程序，还是一个突然的“袭击”？茫然的公众都无从判断。舆论的风暴已铺天盖地。

　　当时，倪尚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其身份是政协常委，但也就此消失于公众的视野。其后，从北京回到绵阳小城的倪润峰，以及长虹“新班子”的人物，都拒绝了蜂拥而来的媒体，甚至在媒体大肆炒作倪润峰与长虹集团新任董事长赵勇之间的“恩怨”，将长虹最近的人事之变，演绎成一场倪赵对长虹未来发展路线的主导权之争时，也保持沉默，不置一语。

　　这样，关于倪去职前后的种种安排，充满某种政治的气氛，显得异常敏感和可疑。但毕竟，倪润峰这样“量级”的企业人物，其任免的确非同小可，其背后始终有某种机制在运行安排。

　　7月8日下午，前往长虹“突然”宣布倪因年龄原因“退休”，赵勇再次接掌“帅印”的官方人物，是四川省省委常委、省国资委书记甘道明与四川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杨志文，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强力走上前台。这样的运作有其一脉相承的渊源。作为纯粹的国企，长虹集团资产关系归属绵阳市政府。但在2000年，四川省委企业工委成立时，就公布了16家企业的名单，规定这些企业领导人的任免要通过省市共同考察，要经由四川省省委常委会讨论，长虹自然就在此列，而甘道明就是当时的四川省企业工委书记。

　　中央的对口部门是中央企业工委，副总理吴邦国是中央企业工委书记。

　　“十六大”之后，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国资产极其庞大的大国企们命运的执掌者。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上任以来，有几大动作，让人侧目：一个是确立国资委管理的主要企业；一个是组建地方国有资产委员会，将地方大国企纳入国资委管理体系；一个就是对大国企进行重大人事调整，不断推出“管人”的组合拳：国企老总年薪制，海外招聘高管，董事会制度……在2004年上半年，重头戏不断上演。

　　之前，人们对于国资委的角色并不知其威力。而在一些强势的人物纷纷被从台上拉下之后—欧阳仲谋退出普天，王之退出长城，赵新先退出三九—国资委的威力才浮出水面。在李荣融设计的改革方向上，这些强势人物最终难容于整体制衡的“治理结构”，必然要离开舞台的中央。

　　尽管，四川省国资委目前还没有正式挂牌，但在2月13日就任命了核心班子，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级的官员担任主要领导。随后这个权力机构就在紧锣密鼓的组建之中。上半年，李荣融曾两度入川，指导四川国资委的工作，其行程所及还有绵阳小城，长虹应在视野之内。可以推测关于倪的任免，长虹重大的高层人事调整，是四川省国资委在挂牌之前最具影响力的举动，应该说处处显露了主导长虹的力量对此的安排和思考。清醒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在国资委强势主导的长虹人事变局中，代替倪润峰，执掌长虹领导权力的是赵勇，刘体斌，王凤朝，杨学军的“4人结构”，是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纪委书记分属各人的制衡结构，这样的安排意图相当明显，就是告别倪润峰独掌长虹的“英雄时代”。

　　更进一步说，长虹的变局已经是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新风向标。而一代“强人”倪润峰此时成为一个“问题”。

　　一些内部信息显示，倪润峰在7月初的离职是一个“突然”而有些紧张的决定。

　　据省国资委的知情人士指出，此次宣布倪润峰的去职，事先省国资委内部相当部分的人士也并不知晓。这与长虹以前两次人事调整的过程对比鲜明。在2001年，无论是倪润峰“复出”，还是赵勇要离开长虹，在绵阳政府中就任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在对社会公众宣布之前，主管部门的内部人士已经了如指掌。而这一次，倪润峰最终去职的决定，做得相当保密。而所说的“紧张”，是指宣布前的几天时间内，四川省国资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为出具任免程序的正式文件，加班到深夜。而省国资委内相当部分人士，是与媒体同一时间知道倪最终离职。

　　这些信息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但按照惯例，倪在此之前，一定被有关负责人找过谈话，倪对自己的离职，应该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具体什么时间去职可能并没有确定。倪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告别自己一生苦心经营的长虹的时刻会这么快到来。

　　但对于长虹这次高层任免，有关部门还是预先做出精心的铺垫。

　　来自长虹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确定长虹新的领导班子花了很长时间”。一个在长虹内部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省国资委和省委组织部组成几十人的庞大“考察团”，找长虹的上百名中层干部一一谈话，内容涉及对长虹未来的看法，对长虹领导人的看法，这些绝非普通的话题。当然，考察者已经为此定调，年轻化是一个基本原则。据说，“通过这一次摸底，主管部门发现，对比四川其他国有企业，长虹的中层干部，蕴藏着大批人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策略，长虹的中层“干部”，大多30多岁，就其职业生涯而言，不可能“追随”倪润峰一辈子，未来必将面对新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年龄段人员的心态，就比较容易接受新的重大人事变局。这大体可以解释，对比外界对于倪润峰彻底告别长虹的震惊和不解，绵阳所拥有的那种“平静”。

　　与此同时，还有一根更不为人所知的暗线已布下，就是对长虹的审计调查。在此之前，长虹的“财务问题”已经引起国资委的关注。对此，国资委的监管部门每月为高层所做的“企业快报”，已经将长虹的“财务问题”，以数据的方式展现出来，“长虹累积应收账款已达61亿元……而在2004年上半年应收账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0%……”企业的应收账款这么大，省国资委监管部门联想到，“在这后面肯定有问题”，自然也并不奇怪。

　　追根溯源，倪润峰在2001年“复出”后，长虹彩电大规模出口美国所导致的巨额应收账款，这一异常敏感的问题必然会被触及。据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长虹进出口部门的“财务收支问题”，甚至可能会牵涉到更早期长虹进口电子元器件的时期。这些“问题”，审计部门在很久以前就有所闻。在倪润峰去职之后不久，四川省审计厅受省国资委委托，对长虹进行“例行的审计”。而对倪润峰的离任审计已经到位，因为，按照惯例，国有企业的党政一把手离任之前，都有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显然60岁而退只是一个约定的官方说法。一个现实的案例是，在四川省投资集团，一位60岁的副省级退休官员，依然身居董事长要职，据说，该企业的资产比长虹资产还要庞大。

　　这些异常丰富的信息，为倪的离去勾勒出接近真实的一面，足以表明真正主导长虹命运的力量对此的安排，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决定倪润峰沉浮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

　　倪氏曲线

　　2001年，再次回到长虹舞台中央的倪润峰，并非不明白决定自己命运曲线的那些力量。

　　2000年，四川省政府出面，第一次出手调整长虹高层。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在抵达1998年最鼎盛的时期之后，当时占四川省工业产值1/9的长虹面临调整，不仅自己业绩下滑，也牵动四川省工业产值的下滑。当时，四川高层也刚刚经历调整，新任四川省委书记正力图有所进取。

　　倪正被股骨头坏死病痛所折磨。倪的病痛在1993年就出现，“一大原因是久坐不动，白天、晚上不断开会，研讨、决策”。当年，日本东芝社长西室泰三率团来长虹访问，倪一拐一拐地陪同西室参观生产线，强装笑容，甘苦自知。据长虹内部人士叙述，2000年的人事调整，口号也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分治，管理科学。政府苦心设计了一个权力制衡结构，赵勇、袁邦伟、王凤朝3人在一线主政，倪润峰以健康为由“淡出”。

　　8个月后，同样因为拉动GDP不力，赵勇“新政”宣告结束。倪以首席执行官(CEO)的身份，重掌长虹大权。那时，春兰陶建幸，海尔张瑞敏都披上了这样一个带有国际化色彩的CEO光环。但仅仅也只是涂抹而已。这样一个头衔，实质只是在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党委书记这些象征权力的头衔之前，再加上一层权威，以实现对企业的掌控。自然，政府曾为长虹苦心设计的制衡结构，瞬间分崩离析。此时，倪大病已去。不服输的倪，一心想在国内彩电业普遍低迷的困境中，试图再辟新路，大规模出口美国的策略迅速启动，被冠以“国际化”的名义。

　　但两年之后，对美国大规模的彩电出口，在数十亿应收账款，与美国反倾销的双重夹击之下，演变为一场深重的企业危机。倪更被行业中人指责为招致美国反倾销的“罪人”。而舆论普遍认为，倪润峰折戟于长虹的美国经销商APEX。

　　尽管，倪的每一次离去，都有似乎完全合理的政经理由。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些理由都不免又有些似是而非。

　　现在看来，倪在美国市场试图为长虹找到一条快速成功的“捷径”。他不免复制了当年长虹快速崛起的经验：大经销商郑百文与长虹的“铁三角关系”，在当年就是一个“捷径”。倪在美国复制了一个新的“郑百文”和一个新的“三角关系”。大经销商，迅速铺货的能力，与沃尔玛商业巨头的关系……这些东西满足了倪对速度、规模的近乎偏执的需求。以销售中国低价家电起家的APEX公司浮出水面。通过与APEX合作，长虹彩电打入沃尔玛超市，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迅速抵达中国彩电业前所未有的巅峰。

　　但与APEX合作的“遗产”，是数十亿的应收账款。在这样的故事中，倪突然变成一个毫无商业经验和判断的人物，仿佛APEX就是一个陷阱，而倪不顾一切地钻了进去。最大的疑问在于，倪为什么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冒着如此的风险，去开发美国市场？

　　解读倪的这一段曲线，必须同时解读当时的政经脉络。因为，在这一面如魔鬼般可怕的东西，在另一面曾经如天使般可爱。

　　在长虹彩电依靠与APEX的三角关系，在美国市场大规模登陆时，倪今天看来的“冒险和赌博”，在那时深得高层赞许，彩电业同行纷纷效仿跟进，中国彩电企业出口美国市场迅速抵达历史巅峰。

　　2001年12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曾发专电祝贺长虹，希望长虹再接再厉，再创出口佳绩。时至2002年全国外贸出口强劲增长，电子产品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而彩电与手机的出口表现一样引人注目。而一个更让人侧目的现象是，四川省外贸出口曾连续7个月高居全国第一。观察人士指出，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从大政治的角度，有显示入世成果的需要。当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在这一波政经浪潮中，长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同时满足了地方政府GDP需求。

　　随后，新一轮政经调整到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时，四川地方领导班子也再次大调整。长虹对美国大规模的出口，巧合了这样一轮政经大调整的曲线。在2002年长虹彩电出口美国最辉煌的时刻，据知情人士说，四川高层人物曾许诺，倪还能再干5年。

　　但在这一波政经浪潮之后，倪却要独自面对APEX巨额的应收账款问题。知情人士透露，由华裔商人创办的APEX公司背景并不简单，APEX的问题最终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到划句号的时候。对于倪润峰这样“每说一句话都深思熟虑的人物”，与APEX的交易真是他商业判断的严重失误吗？

　　倪无法左右的还不止这些。在美国反倾销重创中国企业之后，商务部重估以前政府奉行的鼓励企业出口的战略，在新的解读中，政府过度鼓励企业出口，成为导致中国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后来，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与美国人协调中美贸易一度尖锐的技术标准之争，而当时最紧迫的中国彩电在美国遭遇反倾销的冲突，并没有被公开提及。反而，中国之所以屡屡成为美国反倾销对象的根源被暴露出来，原来当年高调加入WTO之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这基本锁定了以低成本扩张，在美国市场突围的中国企业可能遭遇的命运。

　　在短暂的“国际化”繁荣之后，倪勉力支撑的彩电大规模出口美国策略走到尽头。在一场中美政治交锋之后，政府部门没有为其当年鼓吹的战略有所作为，其代价最终由企业经营者自己买单。倪的命运已被一只无形之手掌控。

　　[下篇]宿命

　　在倪润峰和长虹最“红”的时候，经济学者魏杰曾说过一句话：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真正掌握了企业的命运。这样的描述对照倪下台前后的沉浮，让人恍如隔世。

　　基 因

　　20年来，如果盘点中国企业界几张最强有力的面孔。倪润峰是其中之一。

　　这个中等个头的山东人，机载火控雷达的专家，如果说，创造了什么奇迹的话，就是在西部绵阳小城，将一个军用雷达厂，演变为中国家电工业最为强大的企业之一。他的性格、思想、情感和哲学，就此在中国制造崛起的过程中留下烙印。

　　不能简单将倪放在他那些同时代对手的行列；把倪与那些非市场化的国企老总放在一起也是滑稽的。一高兴就喜欢跑到柜台前卖彩电的倪润峰，与那些在国家垄断后院里养尊处优的老总，格格不入。

　　他不是走向海外设厂搞“国际化”的张瑞敏，不是很早就从家电转向卡车的陶建幸，不是与老牌汤姆逊合资的李东生；他不是搬弄东方哲学，又借用日本企业哲学的张瑞敏，不是擅长金融运作的陶建幸，不是学习曾国藩，深谙中国政经平衡哲学的李东生。

　　倪是一个真正想在市场上冲杀，而建立企业帝国的人物。而凝聚人心的精神，要么来自满怀激情的“民族主义”，要么来自《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纯粹的中国东西。

　　在中国由家电起家，成为企业巨头的人物中，倪是少见的没有将杰克·韦尔奇挂在嘴边的人物，也没有高举什么“学习GE”的大旗，这让倪显得很不够“国际化”。据说，倪不屑于在此浪费时间，不相信韦尔奇的“神话”。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东西在中国都不切实际。倪这种直白的认识，并非哗众取宠。

　　他的下属可以有足够的案例用来说明，倪如何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将其应用于企业经营，而他对于朝代、皇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此认识一个国家，及其政府官员……这些与“全球500强”标准相距甚远的东西，并没有妨碍倪建立自信，并没有妨碍其执掌长虹在绵阳崛起。

　　但就倪润峰角色而言，从1985年作为第一批厂长负责制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其贯穿始终的角色其实只有一个，国企的经营者，或者国企经营的战略家。他从来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或者是后来加在其头上的首席执行官，这样西方意义的称号。

　　他或许在什么时刻忘记了这样的身份，但事实一再告诉他什么是真相。这就是倪的命门所在。

　　而长虹的渊源是1958年建立的一个军工企业。这是长虹基因不同于在珠三角领跑时代诞生的TCL、不同于集体企业出身的海尔等等企业的地方。

　　长虹之于绵阳，是一个生态圈。这里不是珠三角，不是长三角，只是掩映在西部山地的一个小城。这里初显了一个大的制造公司最早的一些特征，公司的气质、视野，没有被一个大城市的庞大的官僚阶层所阉割，反而会在一个领袖人物的引领下缔造一个企业王国。

　　绵阳残留了一个久远时代遗留的国家工业化梦想及其价值观：青春献给国家的赞歌、强国梦、封闭的自尊、服从国家安排的个人身份，在20年的商业化之后，最终被其他东西取代。但在最初的商业化10年，这些或许促使火热的“民族主义”喷发，让倪与长虹充当了一回家电“民族产业”的先锋。

　　市场化让一切都成为可能，成为舞台，成为可以纵横驰骋的地方；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到来，这些人穷其一生也就是国家工业化机器上的一个标准螺丝。但单纯的市场化有其限度。

　　变与不变

　　倪润峰在大多数时间里，被塑造为一个强势的企业人物，似乎真是一心要创立一个新世界，决心要掌握控制权，甚至不惜与国家权力争夺对企业的控制。

　　为此，倪润峰与赵勇的“恩怨”，一度成为媒体炒作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炒作恩怨，因为只有恩怨才能让那些最为复杂的中国式内斗展露无遗。

　　但对于长虹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倪赵的恩怨，不是倪赵的路线之争，而是长虹在20年的市场化之后，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企，根深蒂固的国企，纯粹的国企。决定命运的是倪赵之上的那种力量及其规则。

　　20年的市场化，长虹从一个毫无个性的编号780的军工雷达厂，不断变化为市场上最新的形式，彩电公司，上市公司，一度被股民追捧的中国最优秀的蓝筹股，首席执行官，品牌价值……每一个新符号的诞生，都在显示着这似乎是一个正在依照市场经济最高的原则阔步前进的公司，而倪在他所掌握的时代，曾经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旧关系，给予赌博式的摧毁，无情的摧毁。是他第一次呼应市场—而不是政治，让企业为自己的产品自主定价，自主销售，掌握了价格的杠杆，这是那个10年中国市场化最高的秘密。

　　旧时代最终崩溃了，但一些东西却存在下来，并最终更为强势。这就是长虹的国有企业的纽带，无论长虹如何从一个军工厂转变为彩电大王，登陆股市……但资本的原始属性依旧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它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而有真正的改变。

　　这里存在着两个长虹和两个倪润峰，因为其最根本的起源，因为其最不可抗拒的市场化。一个长虹是在市场的冲杀与突围中崛起，一个长虹背后是政府的GDP主义和政绩；这两种身份在倪的身上隐含。这两种身份曾经在早期就经过殊死的搏斗，倪以市场化的企业家角色，压过了一个完全听令于政府的国企厂长的角色。

　　倪最强势的时候，就是这两种身份和价值同时都得到满足之时。在市场与政治之间，他都获得尊崇。一边是中国彩电大王，一边是中央候补委员。反之亦然。20年间，倪这样的角色必然在一个政治的结构内。而这个结构也必然有它的运行体系和价值。实际上，长虹本身就是绵阳或四川政府官员的黄埔军校。长虹的厂长出任绵阳市的市长或书记不是什么奇怪的新闻。

　　而当倪润峰身为中央候补委员、政协常委时，政治上升通道达到顶峰。正如李东生在8年前就以一个纯粹商人的角度，想到为以后TCL的改制埋下伏笔。而在所谓的长虹“民营化”中，倪实际上从来没有表现出李东生那样大胆的聪明。在这方面，倪没有超越一个政府官员的底线，长虹总是等待最高的决策和精神，等待大环境的明朗，你或许会批判倪的保守，那是因为你忘记了倪本身的官员属性。

　　在倪润峰的沉浮曲线中，媒体一直在编著一个故事，在长虹民营化的政经博弈中，“倪老板”因为与政府“大老板”的冲突，最终出局。这显然为倪增加了更多的悲情。但长虹的所谓产权改革，倪从来无法有实质意义的操作，以彻底摆脱命运的链条。这可能是更悲剧的事实。相比那些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的炒作，长虹的MBO可能相当微妙，但它从来没有进入政府高层的议事日程，这是比倪在长虹民营化上因与政府的冲突而出局的故事，更让人震惊的事实。

　　正如其内部谙熟长虹历史的人们所言，长虹的能量在于政府离不开它，它是地方政府GDP主义的强大企业同盟，长虹是制造数字、制造就业，制造税收的强大工业机器。但长虹也离不开政府。包括其最初挤上彩电“洋务运动”的末班车，引进中国第114条彩电生产线。

　　2000年到2004年长虹倪赵的3次上上下下，都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

　　倪有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忘了，或许很崇高，但也很可悲。倪润峰将长虹从一个婴儿，培育成为一个健儿，其中有个人感情，有社会责任，有民族主义，有政府责任，甚至有党性，有私欲，所有的东西都交织在这里。

　　问题并不在于倪为什么没有能走出循环，而是整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走出循环？

　　告 别

　　美国《财富》杂志在为纪念其推出“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50周年时，曾经宣称，大企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更进一步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这显然是现代文明对公司意义最精辟的见解。

　　简单地说，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有力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而在中国，远非如此。企业的成功，不完全是企业的成功。

　　倪对于大政治，洞若观火，否则难以解释倪在1985年到1998年长达13年的崛起。倪对局势的解读，可以说了然于胸。倪的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国做企业首先是做政治家。但一个企业家对于政治的把握，最终是有限度的。

　　每一个人物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使命，或许正如长虹内部的一位观察家所言，或许在政府心中，老倪的使命就是把长虹做大。

　　倪显然是一个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人物，正如当年不甘心被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束缚一样。倪润峰谙熟中国制造中隐含的逻辑，但在国家战略与企业命运的政经交合的方向上，倪润峰的命运被锁定。这是倪无法改变的基因，无法改变的国家哲学。

　　20多年间，为中国制造寻找出路的人物，一波波地涌现，又因为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被迫停留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人们按照市场经济原理所期望或想象的人物，并未将促进企业成功视为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价值和规则。这也就是我们一直会在韦尔奇这些美国榜样身上，过度寻找感觉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中国的时代，“中国式企业家”的身份和哲学都不纯粹。因为，他们存在的环境，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环境。

　　在倪润峰的案例里，20年的变迁已经表明，政经的分野已经相当明显。用政治代替企业的价值观，最终会将企业与政治同时扭曲到何种程度。

　　倪曾经有机会扮演一个“中国梦”的角色。但一些不可更改的出身，极大地削弱了倪润峰所具有的价值，因为很多时候，你无法分清到底是企业家的创造，还是体制资源积累本身？但倪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具有了意义，他让我们在20年的变迁中，最终看到了什么还是宿命，哪些依然不可更改。而中国企业必须摆脱这种宿命，必须打破产生这种宿命的规则。

　　告别倪润峰，及其代表的那种命运。不是因为感性的悲情，而是因为理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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