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章启月(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6日07:35 东方网-文汇报

　　撰文/本报记者宋琤摄影/本报记者谢震霖

　　“我有一些朋友会给我当形象顾问，但是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没有发生过在发布会现场章启月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情况。”

　　“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实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用心和不用心，就很不一样。”

　　章启月的性格非常鲜明。成功的女外交官、严肃的新闻发言人、操劳的妻子和母亲、直爽爱笑的典型的北方妇女、职业风光下低调保守的个性，每个角色、每一个侧面都是那么清晰，同时又不可思议的统一，并且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周围的人，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我——

　　采访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女士，采访时间是几经“磋商”的：工作日章启月自然是没空。而星期六的早上，章启月还要在办公室忙工作，她已经上高三的儿子正在学校上课，同为外交官的丈夫出国公差。下午四点左右，章启月要开车去学校接儿子，因为前几天儿子把自行车给弄丢了。晚上，她无论如何要去菜市场买菜，平时晚饭多为“凑合”，周六必然要做顿好吃的给儿子补补。没有什么比工作和儿子更重要的，那么我们的采访只有在中午和下午三点之间进行。

　　抵京后，我直赴约定的地点。章启月的出场很有点“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味道——随着一阵爽朗的说笑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章启月在服务员的簇拥下推门进来了。她穿着一件很可爱的大花短棉袄，略施淡妆，满面笑容，只有发型和眉眼还依稀留着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熟悉的章启月的样子。

　　席间，在谈到工作时，她严肃地沉着脸，字斟句酌。然而，在谈到家庭生活时，她的眼神瞬间就变得温柔含情，带着点儿羞涩地笑着；在谈到儿子小时候得喉炎的事情时，她皱起眉头、不知不觉地握紧拳头。当大家聊着闲话，正聊到她感兴趣的“逸闻”时，手提包里的手机响了，她一边起身接电话，一边赶紧向大家挥挥手，说：“等会儿说，等会儿说，这一段儿我要听听”。

　　而当我们就海外媒体的传说，打着隐语谈论着她的新使命时，她马上又变得非常谨慎，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彼此会心一笑……

　　“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出身于一个外交官的家庭，走的道路应该很顺。其实，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一件很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很艰苦的。”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六、七年”

　　文汇报：您父亲章曙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197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1995年，您也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您的父亲一定很为您骄傲！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是不是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章：应该说有影响，而且随着我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影响。不过，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出身于一个外交官的家庭，走的道路应该很顺。其实，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一件很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很艰苦的。

　　我父母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出国了。我父亲在伊拉克任职前后有10年，时间相当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母亲到江西干校待了两年多，那时我正好是10岁到12岁。其他时间，小的时候，跟奶奶住过一阵，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那个时候外交官的孩子都是那样的。

　　所以我的经历挺丰富的，这些都对我现在的性格啊、为人处世啊有很大的影响。从小到大，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没有想到我是家里老小，我是老四，因为，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这是因为从小在家里没有人惯你。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跟父亲真正在一起，把零星的时间都加起来，可能也只有六、七年。在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又出国工作了。他1998年去世时，我没能再见他一面，为此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

　　说起影响，我父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大谈工作，我的父亲也不太爱说话，所以说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后来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想我父母还是挺高兴的。

　　“我每天上学都要坐地铁。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声音特别刺耳，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

　　“在纽约做小留学生”

　　文汇报：您小时候到纽约做过两年小留学生，在“小红房”学校上学，能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故事吗？

　　章：我十四岁半那年，第一次去了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他们那种上课的方式，已经属于比较寓教于乐了，上课可以随便坐，坐着或躺着都随你便，很自由。但是，最艰难的还是语言这一关。因为，我去的时候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我在出国前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所以去了美国以后，就完全像聋子、哑巴。有半年时间，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们又住到美国人家里。当时我住在纽约的黑人区，房东是我们“小红房”学校的老师，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这两口子人非常好。我每天上学都要坐地铁。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声音特别刺耳，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

　　文汇报：您还记得这个房东美国老师的名字吗？

　　章：记得，她叫Priscilla。后来我们也一直有来往。每次我去美国，如果有时间的话，都会去看一看她。她现在都八十多岁了。

　　文汇报：您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章：没有人知道当初究竟为什么组织那么一批小孩到美国去学习。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与中国联合国席位被恢复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开始走向国际组织，走向世界了，所以要进一步培养外交人才。当时，据说是毛主席说过，“外语应该从娃娃抓起”。

　　1973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进入联合国工作了。当时我父亲是第一批派驻联合国的官员，叫国际职员。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然后外交部就开始考虑，看看几位国际职员有没有这么大的孩子。1974年我被派往美国学习语言。

　　“我记得，那个休息天，我从学校回家，从进门开始，就不停地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爸是坚决不松口，就说‘不行！’”

　　“为考联合国译员班和父亲吵了一架”

　　文汇报：从美国回来以后，您的英语达到什么水平了？

　　章：说起话来比较地道，但实际上呢，根基是不行的。因为我没怎么学过语法。就是跟着说啊，听啊，然后做作业。所以要是一离开那个环境，一下子就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用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个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回来打的。在北外三年，把基础好好打了一下。

　　文汇报：后来在读大学时考联合国译员班，是您自己去报名的，还是学校让您去的？当时您已经明确了做外交官的目标了吗？

　　章：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是1979年开始第一次招生，当时我大二，班上除了两三个人，全都报名了，我也特别想报。因为全班都报了嘛！当时觉得做同声传译很有挑战性，而且又到联合国去工作，这个机会很难得。为了这事，我还和我爸吵了一架。我爸坚决不让我报名，因为我爸知道我在美国学的英语很不扎实，所以就说你现在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应该在北外好好把基础打好。我记得，那个休息天，我从学校回家，从进门开始，就不停地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爸是坚决不松口，就说“不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闹腾。后来也没有办法，我还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孩子，不让报就算了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爸其实还是对的。因为即使报考，第一年我肯定也考不上，这个考试不是简单地考外语。我觉得外语学到一定的程度，并不是一个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思维问题，对文章的理解、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考试考的都是大篇的翻译，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我当时根本就理解不了。所以，后来觉得，在大学里再用一年扎扎实实地提高一下，对我特别有帮助。第二年，我又提出来报名，我爸就没再反对了。

　　文汇报：那么你们班第一次去考的，后来有多少人考上了？

　　章：考上两三个吧，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丈夫。不过那时候，我们俩还没那关系。（大笑）

　　“我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文汇报：我参加了今年6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六方会谈的采访。我注意到，您每天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着装似乎暗含玄机：当会谈进展顺利，您穿亮色，比如绿色和玫瑰红色；当会谈出现波折，您选择藏青等素色。为此，我写了一篇特写《女发言人的着装与会谈进程》。文章发表后，很多人跑来问我：“你有没有当面求证过章启月呢，她对着装的选择真的与她发布的新闻有关吗？还是碰巧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蛮好奇的，一直希望有机会当面问问您呢！

　　章：这服装倒也没有特别刻意，但是每次选择的穿着跟发布会的主题确实多少有一点联系。如果那天有个什么悲剧发生，比如前两天阿拉法特去世，我肯定要选择穿深色的，因为那天那个主题，你不可能穿个大红的出来。也有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主题，我只是想自己提提气，比如天气不好，人也就挺没精神的，就穿得鲜亮一些或颜色浅一些。

　　文汇报：您有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章：我有一些朋友会给我当形象顾问，但是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大家熟悉我是因为中国说话世界要听”

　　文汇报：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发言人，除了您，还有美国白宫发言人……

　　章：（谦虚地一笑）美国除了白宫，还有国务院、国防部发言人。中国的发言人现在比较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从这点来讲，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今天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机制开始于1983年，到我已经是第18位了。在这么多年里，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机制，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国际上来说，好像我们最近几位发言人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只能说明以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没那么强，对于国际活动的参与程度也没那么深，所以中国说什么话呢，并不引起外界的注意。而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所以中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非常仔细地听取，记录在案。

　　文汇报：我们在发布会上看到的您都是沉着自信，对答如流，但实际上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

　　章：现场总有你想不到的问题，总有你想不到的角度，总有你没有准备的东西。但在这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发言人又是代表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我可以说，即使出现你说的那些情况，也需要根据我们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快速地作出反应，还要做到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发生过在发布会现场章启月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情况。

　　“中美撞机的那次发布会很难忘”

　　文汇报：6年的发言人生涯，让您最难忘的新闻发布会是哪场？

　　章：可以说这6年中经历的外交大事挺多的，很难说哪一场最难忘。但是，中美撞机那次我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次我们实际上还有了一个突破，就是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

　　当时美国辩称是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动作莽撞才导致飞机相撞。于是我们就拿出录像带，在记者会上放，还放了我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中国的一举一动正日益受到国际上的关注，这对我们是难得的机遇。我们正在加倍努力，使中国发出的声音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为中国的对外政策赢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人的一生用心和不用心，就很不一样。”

　　文汇报：您在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的工作经历，人们了解得不多，请谈谈您的这段经历。

　　章：那几年，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在纽约3年，然后调到日内瓦1年，一共4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做同声传译，很多人觉得很神秘。现在我想想，做同传和做发言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能不能做好，并不看你的临场发挥，而是看你事先是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你首先要对今天要讨论的议题熟悉，甚至是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张嘴之前，你已经知道，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翻错了。所以，没有事先大量的准备，你在现场是翻不好的。在联合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给了你接触各种国际事务的机会，几年做下来以后，你基本上对国际问题都摸了个遍。

　　文汇报：这给您现在做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章：对。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得太多，只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潜移默化地就有一种沉淀。就像我老跟我的同事们说，你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用心。其实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用心和不用心，就很不一样。

　　“和我爱人在厨房里一起做饭，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这是一个幸福贤惠的妻子章启月；

　　“他整夜地咳！我的心就一直那么揪着！真是揪心啊！”这是一个为儿子操碎心的母亲章启月。

　　“最大的享受是和丈夫一起下厨做饭”

　　文汇报：工作之余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章：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属于比较热爱生活的，有很多爱好，但没有一样特别精通，什么都喜欢。我就是属于体育型的，打篮球、游泳，反正各类玩儿的事儿我都挺喜欢。然后，听歌儿也喜欢，跳舞也行，然后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这都挺爱好的。（大笑）

　　文汇报：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您通常怎么减压？

　　章：就是下了班尽量不想工作的事儿，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做什么菜。回家以后我要是特别累了，就擦擦地。

　　文汇报：特别累了还擦地？

　　章：要有点儿体力活动。其实就是脑子累嘛，要做点比较轻松的事儿，运动运动，出出汗。

　　文汇报：如果现在给您放假一天，整整24个小时不用想工作的事儿，您会怎么度过？

　　章：我想我会跟我爱人聊聊天，做做饭。现在我们两人有的时候在厨房里一起做饭，给儿子做点好吃的。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有一种家庭的温馨。或者我会和我爱人一起去游泳。有时候周末，我们早上一块儿煮杯咖啡，看看闲书，看看电视。

　　对镜梳妆；

　　章启月办公室的门上吊着的行踪指示牌；

　　工作中的章启月眉宇间流露出干练和睿智；

　　与外国记者交流；

　　生活中的章启月常去外交部对面的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