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虎城
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在政协会议上倡议公车改革，初衷是节约财政支出，但却遭到了公车司机们的轮番攻击，连自己的私家车车胎也被人扎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公车改革的话题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在各个地方都会引起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这一重新划分的蛋糕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贾光明的遭遇，即由于司机们不
认同改革后的自身利益走向。
目前，我国所提出的公车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以市场代替计划，取消公务车，釜底抽薪。这样就涉及到了坐车人和驾车人的新的利益分配：对于坐车人，大多按照行政级别给予不同的车补待遇，处级干部多少、科级干部多少；对于司机们，有的地方是重新安排工作，有的地方是买断工龄，有的地方则是人随车走，进入市场，但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利益转向的问题，尤其是存在一个“潜规则”的转变。
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作为领导干部的司机，其身份因权力的附属而带来相应的福利。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现有公务用车基本是领导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给公家开车，等于端上铁饭碗，跟的又大多是实权人物，在其他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旦公车改革，这些额外的福利也将无可附着，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既得利益者，司机自然会责骂有可能引起变动的倡议。
但是形势摆在面前，公车改革对于全体纳税人的合理性不仅仅大大超过了驾车人的利益合理性，也远超出坐车人的利益合理性，而且从公共财政的效用而言，能够在更为关键的地方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因此，公车改革的趋势很明显。不过趋势只是趋势，如果不对改革的细节多加衡量，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足以让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而阻断改革。举个国外的例子，日本农业近年来发展缓慢，在前些年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状况下，却仍然享受了高额财政补贴，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这个政策又无法取消甚至改变，其缘由就在于日本农民集团不答应，而这个集团又有相对传统的议员群体，进而保持了旧政策的惯性稳定。
司机责骂政协委员倡议的另一原因是公车改革的最大获益群体是官员，委员只在为官员说话，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其实是他们无法在这场改革中“搭便车”。改革如果能使坐车人和驾车人都享受到超过旧政策的福利，自然能够顺畅而行。问题是改革的目的本身就是消除旧政策耗费大量财政的弊端，而这部分消耗的革除成本必然需要有人来承担。在公共财政、官员、司机这三方的利益博弈中，以前是公共财政受损，现在要纠偏，公共财政只能缩小在用车方面的支出；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车改多考虑官员的利益，这是由官员和司机的话语权不同所引起的，这个话语权便决定了财政对二者旧利益“赎买”政策的不同。
不过，千万不可小视司机的话语权。与官员相比，他们的话语权处于弱势，但只是相对弱势。我们可以在过去的很多腐败案件中窥见司机在其中的传声筒或枢纽作用，在某些地方，夫人、秘书、司机往往是影响领导决策的三大场外人为因素。目前的局面是，在部门领导和司机思想尚未完全转变过来的情况下，如何使改革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
都说公车改革难。难就难在医生是自己在给自己开刀，领导干部是医生，司机就是旁边为医生服务的护士、助手，在熟人社会里，这些“旁边”的关系都能或多或少影响到医生的视野。然而，连税费改革那么大影响、那么高难度的政策都能推行下去，公车改革又何难之有？我看，真正的难度还是在于“握着手术刀的医生”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