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笑笑
《中国青年报》2月25日刊发《痛失爱子，父母高价索证；目击车祸，证人大发其财》的报道后，许多法律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看法，有的从法规角度强调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不能以此要挟经济利益；有的认为这一问题凸现我国法律中一个“灰色地带”，呼吁在证人补偿、证人保护等方面多做改善。
法学家的这些忧虑和提示意义重大。不过，笔者今天思考的，是我们普通人对这则新闻的反应和态度。我想，如果“作证”是公民的一项普遍义务，而目前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率还不到10%(有的地方不仅更低，还连年下降)，“不肯作证”或“收钱才肯作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就不能仅仅将之视作个人的道德素养问题，而一定是对“法”的知与行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迫切需要纠正了。
从报道中得知，不仅多位车祸的见证者和“索酬”中间人都认可“作证”可以“换钱”这种做法，连受害者的父母也认为“人家作证，就要给人家钱”。实际上，现实中类似的现象也不少，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证人作证是法定的义务”。还有人模糊地认为，涉及重大刑事案件时，我们需要配合公安、检察机关的调查，但普通案件特别是当司法机关并不知道谁是案件知情人的时候，作不作证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法律手中。
这当然是对法律的误解。而对《刑法》关于一项公民义务如此普遍的“误解”是值得反省的，反映出目前我国在普法和法律教育领域，还存在片面和失衡的问题。比如我们这几年的普法很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但对《宪法》、《刑法》等的宣传却不那么积极，以致许多人留下“只要不犯法，这些法律与我无关”的印象。再比如，法人对法律的钻研往往局限于如何对抗他人、保护自己，而执法者和社会则一再宽容企业诸如偷税漏税、合同欺诈、破坏环境等违法行为。这种对“恶”的纵容如何不形成法律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哀？
虽然这几年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依法保护个人权益的意识也普遍提高。但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建立，并不仅仅依赖于立法，公民(包括人格化的法人、组织和国家权力)法律精神的培育与增强，才是其真正的土壤。而法律精神也不仅仅意味着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它从根本上强调的，是公民在法律框架下协调一切关系和自我行为———甚至以此为信仰。而目前法律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除了形式主义之外，恐怕就属对法律功利性的宣讲，远远超越了对法律哲学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传达。社会因此形成一种风气：对法律的利用取代了尊崇，“在法律的缝隙里钻营利益”成为许多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对“法的精神”的最大伤害。
法律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个体的平等的“互限”，实现整体意义上的最大的“互利”。如今我们以法律对个人的“好处”为诱饵来进行教育，略而不提其前提，还纵容“法律面前不平等”等现象的广泛存在，这看起来似乎能够引起公众对法律的热情和投靠，实际上却是打向公民社会的一记“七伤拳”———不仅会在眼下制造出对“给钱作证”等行为的宽容氛围，而且一定会在未来引导出诸如“给钱不作证”、“给钱作伪证”等与法律精神相背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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