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轰动一时的“省人大代表撞人案”在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终结，犯罪嫌疑人侯建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今年3月28日3时许，侯建军酒后驾车狂追行人裘吉上百米将其撞死，并驾车逃逸。按理说，这是一件事实清楚而简单的刑事案件，与其他案件并无司法意义上的本质区别。但此案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媒体高度关注，各界议论纷纷，要求严惩，就连一审结果公
布后，仍有许多人认为判死刑还不足以平民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侯原系辽宁省人大代表。
原省人大代表犯罪，被处以极刑而人们仍不满意，这样的现象虽然有悖法理，但它的出现却有其社会根源。目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偏颇的心理，认为强势人群犯法应该严惩，而弱势群体违法则应该轻罚，即使他们的过失一般无二(产生这样的心理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这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说这样的心理偏颇，并不是要为“侯建军们”开脱罪责，而是因为它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的时代要求不相符合。显而易见，这种思想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舆论有可能影响到司法的公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包括“同罪”和“同罚”两层含义：不同的人违犯同样的法律必须判处同样的罪名；同样的罪名必须处以同样的刑罚。不难看出，“同罚”实际上比“同罪”更为重要，因为“同罪”最终要通过“同罚”来体现，没有了“同罚”，“同罪”只能徒有其名。
而在中国的法治史上，“同罚”比“同罪”更加难以得到落实。其始作俑者大概就是商鞅。商老先生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同时也开了“同罪”不“同罚”的先河。按照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律令，同样的罪名，庶人会被处以徒刑，而贵族和官员则可以用军功或爵位抵罪。受此影响，自魏晋时起便产生了所谓的“官当制度”，官僚贵族可以用他们担任的官职作交换条件，逃避法律的惩罚。比如《唐六典》就详细规定：“五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一年；如罪小官大，留职叙用，罪大官小，抵罪之后，余罪以钱收赎；因抵罪免职，一年后降原官一等任用。”
与所有的封建糟粕一样，“官当”的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就在若干年前，民间仍有“一张党票，十年大牢”的调侃。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当”之类的做法已日趋式微，“刑不上大夫”之类的思想也越来越没有了生存空间。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在消灭了封建的“官当”制度和做法的同时，无视正在民众中逐渐生成的“当官者犯法必须加重罪责”的“官罪”心理。
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强调的是公正与平等，强调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就导致同样的犯罪行为获得不同的刑罚。如果说“官当”是一种身份歧视的话，那么，“官罪”也同样是一种身份歧视。这两者都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既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更要在全体公民中培养起科学的法治精神和正确的法治意识，必须教育引导人们克服和消除诸如“官罪”之类的错误思想。在这方面，我们的有关部门包括我们的媒体，责无旁贷，任重道远。作者:安人和石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