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

　　据新华社北京电

　　昨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的三个条款，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

　　填补性骚扰案无法可依空白

　　专家表示，尽管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像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这样明确出现“性骚扰”的字样，但还是在不同的立法层面，明确了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原则。

　　“从我国性骚扰的现状来看，这样的法律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巫昌祯说，这是因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对于大量存在的一般的性骚扰形式并不适用；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偏向于公共场合，对隐蔽环境中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惩处。

　　正是由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此前没有明确进入立法视野，导致现行法律针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太过原则，可操作性差，让法院、公安部门等在处理性骚扰案件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

　　“这部法律草案的三个条款，是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填补了我国法律方面的一个空白。”巫昌祯说。

　　受骚扰者可望不再沉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时至今日，全国有关性骚扰的诉讼不足10起，且绝大多数以受害者败诉而告终。

　　巫昌祯表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就性骚扰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规定，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依法维权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武器。

　　专家还表示，草案首次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正是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将有力地震慑性骚扰者，从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禁止性骚扰单位也有责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指出，特别强调用人单位的责任十分重要，因为性骚扰的对象可能是单位的同事，也可能是用户、客户等，但不管怎样，单位都有责任来防止性骚扰，给妇女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工作环境。

　　“有关性骚扰等性别歧视的问题，真正诉之法律是比较困难的，裁定也很不容易。即使解决了，当事人也不好在原单位待下去。”蒋永萍说。

　　草案中这一规定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全国各级妇联组织接到的投诉表明，性骚扰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作场所和上下级之间，建立在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基础上，不仅侵犯妇女的人身权利，还严重侵害妇女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益。

　　“如果用人单位能采取积极措施，把这个问题防范在前，对于保障妇女的权益是非常有用的。”蒋永萍说。而有关调查也表明，在一些管理规范的企业，较少出现有关性骚扰的报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其本国的公司管理守则中，几乎全部都有关于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且有非常严格的配套管理措施。但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规定，理由是：中国法律里没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所有管理条例必须在中国法律框架之下制订，不能超越法律。

　　立法只是“初级阶段”

　　全国妇联执委、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强调，“禁止性骚扰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她表示，有关性骚扰的立法必须进一步加以完善。比如，性骚扰的内涵是什么？如何界定？目前的立法没有涉及这些问题。而像草案中“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这样的规定，还不足以彻底遏制性骚扰现象的发生。

　　至于性骚扰范围的界定，在巫昌祯教授看来，强奸之外的性的色彩比较浓的骚扰应该都被列入性骚扰范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耍流氓、调戏、动手动脚等、占便宜等是比较明显的性骚扰，但针对特定人的非直接的、语言的、形体的性暗示和性挑逗也应该算是性骚扰。

　　还有专家建议，我国劳动法也应该增加禁止性骚扰的规定，确立明确的雇主责任和企业内部的反性骚扰制度；并要在其他法律中设立有利于受害者的司法救济程序。

　　取证难还将同样存在

　　即使这部法律草案最终获得通过，性骚扰的受害者要想通过打官司讨回公道，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曾经接手过几起性骚扰诉讼案的上海律师丁伟晓对此深有感受：“由于性骚扰多发生在私密的场合，言语和身体接触很难留下证据。”

　　“即便将禁止性骚扰写入法律，也不意味着取证会变得容易一些。”丁伟晓在提醒广大女性的同时表示，立法者还应该考虑如何分配举证的责任，不仅受害人负有举证的责任，被起诉一方也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举证。

　　被性骚扰的不只是女性

　　此外，有关的调查也表明，尽管女性是性骚扰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但男性中也有一些人遭受过性骚扰。

　　如何保护男性不受性骚扰的侵害，也同样是今后立法中应该加以考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