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5月21日刊发的《必须消除的“官罪”心理》一文，提出要消除“当官者犯法必须加重罪责”的“官罪”心理。读罢，深受启发。但感觉文章言犹未尽，还有接着说下去的必要。
社会上为什么会形成“官罪”心理？笔者认为，“官罪”心理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具有真切的事实基础。要深入分析“官罪”心理，就要从这一现实入手。人们之所以会产生“
官罪”心理，根子还在于一些公职人员对职权的滥用。他们往往凭借自身特殊的身份与地位谋取一己之私，甚至违法犯罪，既损害了公共利益，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份与地位特殊，一旦实施违纪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往往更大，影响更恶劣，后果更严重。因此，让这些人承担“官罪”不仅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而且符合法治精神，合乎法律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公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予以细化，明确了赌博罪的法律界定，并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赌博犯罪确定了从严从重处罚的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就此分析说，从追究刑事责任的角度讲，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赌博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理应从重处罚。再比如，有专家提出，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时，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事出有因，职责分明。发现知法犯法、违章指挥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责任者就要从严从重处罚。
不仅如此，其他很多规章制度，乃至法律条文也都对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犯罪等作出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利用职务犯罪的还要从重处罚”之类的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当“官”的身份上所附加的权力被滥用时，“官罪”不仅可行，而且急需。就像成都火车站“警偷勾结”窝案：成都火车站派出所部分民警与宜宾帮盗窃团伙相互勾结，盗窃旅客财物，并以收取“进场费”、“烤火费”、“队费”等形式，收取宜宾贼扒窃作案的赃款，对违法犯罪行为不闻不问，甚至提供保护，致使盗窃犯罪猖獗一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这些涉案警察就应该得到严惩，应该承担“官罪”，使公平与正义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
回过头来，再说侯建军案。在此案中，侯建军之所以如《必须消除的“官罪”心理》所言不应承担“官罪”，更贴切的原因恐怕在于“省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并未发挥直接的“帮助”作用，并未给其作案带来什么便利。所以，笔者以为，对于“官罪”，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个“官”是否应该承担“官罪”，关键看他的犯罪行为与他的身份和权力是否有关。像成都火车站那些与小偷勾结的民警，就应该承担“官罪”；而像侯建军，就不应该承担。这样，我们对于“官罪”的认识或许就能更全面一些了。周丹平李丹【相关专题】纵横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