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实地调查:中国推动老挝北部禁种罂粟(3)

　　中国是果敢的希望

　　专访缅甸掸邦第一特区主席彭家声

　　国际先驱导报缅甸特派记者伍皓报道 在近日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一起赴缅甸北部实地考察过程中，本报记者采访了掸邦第一特区主席彭家声。彭家声坦言，在他眼里，随

记者前来的中国客人就是果敢的“财神”。

　　《国际先驱导报》问：您怎么看待毒品对果敢的危害？

　　彭家声答：说起大烟本身它没有这么大的危害，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大烟里面加了很多的工业原料，制成海洛因，危害就大了，抽大烟的人以前外国人说是“东亚病夫”，现在不是“东亚病夫”，是民族败类。特别是加上了麻黄素以后，就更厉害十倍。吸食的人是爹妈都不认的，所以，大家不重视是不行了，任何民族都会看不起我们的。

　　问：那果敢是否已经完全实现罂粟的禁种了呢？

　　答：2002年，我们根据联合国禁毒署下令禁毒，从制产、贩卖、吸食、种植几方面着手开始彻底进行禁毒活动。该教育的教育、该抓的抓，这两年我们敢保证种植上我们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从其它地区偷来的海洛因，所以，还有少部分的吸食者。

　　问：从禁种到替代种植，果敢遇到了哪些困难？

　　答：禁种在生活上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里高寒山区，种不出任何庄稼，人民生活无法保障，我们要吃、我们要生活，我们的人民要求也不高，吃饱穿暖就行，但是做不到，人民找不到出路。

　　以前山上到处是种罂粟的，不种罂粟后，老百姓就没有什么收入，这样，联合国开始搞替代种植，在种植上是治标不治本，替代作物已试种了橡胶、剑麻、咖啡、荞麦、花椒等五六十种，但只有2%左右的成活率，种了几十万棵剑麻、几十万棵的咖啡全部都死了，种了20万棵的橡胶一棵也没有活。

　　问：在困难面前，您觉得果敢的希望在哪里？

　　答：对发展甘蔗我很有信心，我们这里甘蔗平均亩产可以到4吨，每吨出成本外，还有半吨多的收入(70元左右)。种植劳动力现在没有问题，山上不种罂粟了，老百姓都下来坝区里做小工，劳力充裕，土地也宽广。我们会努力地尽量发展甘蔗。现在好了，糖厂又起来了，政府领导来了，财神也来了。

　　问：中国的帮助是不是也增加了这种希望？

　　答：因为有了中国的后方支持，果敢地区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用的电、电话、手机都是中国的，以前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砖瓦房，更不用说楼房，但是这两年(中国)镇康县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很多方便，赊着、欠着把砖啊、瓦啊拉过来，砖瓦房也盖起来了。今天行长来了，是最实在的事。

　　境外替代种植亟需政策性金融扶持

　　国际先驱导报缅甸特派记者伍皓、王长山报道 今年5月，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和新华社云南分社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金三角”毒品王国——缅甸北部果敢地区，就境外罂粟替代种植的金融政策问题进行调研。

　　“大烟地”带来的困难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县东山区区长明学昌告诉调研组，罂粟禁种后，抛荒土地种什么都发愁。“美国、日本等国先后援助果敢地区种过玉米、荞麦、西番莲等等，都失败了；唯有中国政府援助的甘蔗种植，现在看来是烟农当前的唯一出路。”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介绍说，目前果敢地区甘蔗种植面积达到3.7万亩，是中国云南省临沧晶莹糖业集团组织烟农种植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推广种植10万亩以上。”

　　而作为参与该地区替代种植计划的中国企业，晶莹糖业集团董事长李世平认为，在毒源地开展毒品替代种植有困难是正常的：首先，毒源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极度落后。由于罂粟对水的要求不高，靠天吃饭就行，所以过去的“大烟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水利设施。而甘蔗种植则需要大量水分，对灌溉条件要求很高。其次，过去种罂粟，烟农刮取“大烟膏”向毒品加工厂交售，不需要大批量长距离运输，因此几乎所有“大烟地”都没有道路设施，但现在成吨成吨的甘蔗要从地里运出来，不可能人背马驮，必须建设蔗区道路。

　　李世平介绍说，目前在果敢地区改造的3.7万亩蔗园，公司已经投入资金2308万元。其中：建设蔗园道路375公里，投资508万元；购进甘蔗良种2.25万吨，投资1012.5万元；“坡改梯”0.4万亩，投资300万元；购进农业机械、组织技术培训等其它费用花掉469.5万元。而水利设施等其他建设工程，最迟在9月份必须启动。

　　我国政府承诺，在果敢地区首期种植甘蔗不低于5万亩。“如果要把5万亩‘大烟地’全部改造为高优蔗园，至少需要4550万元总投资。公司自身能力最多自筹1600万元，另外2950万元急需向金融机构申请专项贷款。”李世平说。

　　企业尝试与一些商业银行进行了接触，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提供扶持。李世平说：“毕竟是在外国的土地上种甘蔗，银行心里没有底。

　　金融扶持避免打“国际白条”

　　“替代种植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系到全人类和谐生存与发展的大事。开发银行作为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理应对毒品替代种植项目予以大力支持。这是我们这次到‘金三角’实地考察、调研的目的。”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邓廷铎告诉记者。

　　陪同调研的临沧市常务副市长查映伟说：“毒源地毒品替代种植，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免受毒品危害，也是为全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如果没有金融机构参与，替代种植项目只有死路一条，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就会打‘国际白条’。”

　　临沧市委书记李国伟、市长刘明也说，国家开发银行云南分行是第一家走进“金三角”毒源地的中国金融机构，其政治眼光和勇气值得褒奖。境外毒品替代种植走入“死胡同”的今天，这步妙棋必须要有金融机构的介入才能“走活”，而在寻求商业银行支持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对毒品替代种植实行政策性金融扶持。

　　实地考察、调研之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邓廷铎、副行长钟书俊也认为，国家对境外毒品替代实行政策性金融扶持是可行的。这不仅仅是我国对外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国际政治声誉的迫切需要，而且，人多地少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境外“金三角”地区禁种罂粟后将有数百万亩良田沃地闲置，是我国可资利用的宝贵土地资源，发展空间十分巨大；只要国家在政策方面予以支持并采用市场化运作机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将是可观的，金融风险也可防可控。

　　邓廷铎、钟书俊建议，中央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迅速着手研究对境外毒品替代进行政策性金融扶持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制定毒品替代政策性金融扶持的总体规划，确定信贷扶持额度；国家有关部门应迅速开展毒品替代项目的申报、论证和立项等工作，为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扶持提供畅通的渠道；有关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对毒品替代项目实行财政贴息，利率上给予适当优惠；降低毒品替代种植企业信贷门槛、放宽还贷期限；开通毒品替代项目信贷“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实行毒品替代项目企业业主负责制和政府信用保证等制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严格的毒品替代项目甄别制度，防止个别企业“钻空子”套取银行政策性扶持资金或将资金挪作他用；放宽境外毒品替代种植区人民币流通管制，等等。

　　禁种背后的中国推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报道 在一间低矮、昏暗的土房里，村民雷贵么傻傻地望着记者，时而一脸茫然，时而嘻嘻憨笑。

　　雷贵么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自从家里人染上毒瘾后，先是他的3个儿子因吸毒而亡，后来他的兄弟也因吸毒死去，妻子最后远走他乡。经受不了刺激的雷贵么精神失常了。

　　一些村民带记者来到距雷贵么家不远的另一户人家，这家仅有一座房子，已封门闭户。村民们讲，这家原来的主人叫李弄九，大人都因吸毒而亡，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投靠了亲友，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雷贵么和李弄九都是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朋生村的村民，由于毒品的危害，这个村庄濒临消亡的危险。

　　为什么要帮助周边禁种毒品？

　　这只是中国“深受毒害”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截至2004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79.1万名。这些吸毒者每年因吸食海洛因就至少要耗费27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政府每年需要投入几十亿元用于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

　　这一问题的出现和中国从毒品过境国变为消费国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周边盘踞着“金三角”“金新月”等几个世界闻名的毒品来源地。对于这些毒品来源地来说，境内已基本禁绝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中国无疑是一块垂手可得的肥肉。据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境内的海洛因类毒品95%以上来自金三角。其他地区包括金新月在内的来源，加在一起不到5%。近10年来，传统意义上的“金三角”已从泰国、老挝边境向缅甸北部转移，生产区转移到中缅边境地区，中国已成为“金三角”地区毒品主要的受害国之一。

　　标本兼治之路

　　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寻求“标本兼治”的禁毒之路，即在严打毒品走私的同时，探索遏制毒品生产和销售的途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省开始尝试在邻国毒源地区推进罂粟替代种植的“绿色禁毒计划”。

　　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介入老挝北部地区的替代种植，在中国的帮助下，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地区从2002年开始基本实现罂粟禁种，在此之前，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1991年)、克钦邦第一特区(1992年)、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1993年)三个辖区内基本放弃了罂粟种植。

　　而位于“金三角”腹地的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以及老挝北部则提前宣布可能在2005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左右宣布禁种。

　　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帮助缅甸进行替代种植55万亩，帮助老挝进行“替代种植”7万余亩，缅甸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24%，老挝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15%。

　　联合国禁毒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奇一行曾专门到中缅边境考察，他说：“中国帮助邻国开展替代种植，是在没有联合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其成果超出了我的预想。”

　　替代种植的麻烦

　　由于缅甸掸邦第二特区、老挝北部都提前宣布可能在今年全面禁种，有人甚至把2005年称为“禁种年”。但前景真的那么乐观吗？

　　以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为例，仅该特区勐冒县营盘区目前就至少还种植着5000多亩罂粟，据营盘区区长介绍：“这里的许多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并且落后，几乎不会种别的农作物，一直以来以种罂粟为生，每户收入可在2000元以上，如果不种了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没钱买粮吃，全面禁种罂粟还面临一些困难。”

　　说到底一切还是要落到实际：一旦把罂粟砍掉，种什么能在短期内解决烟农的生存问题。改植作物能否选对路直接关系到“替代种植计划”的成败。

　　长期从事境外替代种植研究的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研究所副所长梁晋云给记者讲述了两个真实的例子：

　　日本曾向缅甸地区援助荞麦种子，虽然种植没有问题，但收获后却遇到到消化的难题：首先运回日本国内成本太高、周边国家中国也不需要，当地的技术力量又不足以就地加工，因为饮食习惯的原因也无法成为当地人的粮食，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教怎么吃荞麦吧。最后日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中国提供橡胶，但橡胶是长线产品，一般需要3到7年才能收获，无法及时解决当地烟农的温饱问题；另外当地真正种罂粟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橡胶；橡胶比较娇贵，对化肥、间作要求相对较高，所以最后并不是大多数的普通烟农而是一些当地的有钱人花钱雇人种橡胶。

　　梁晋云指出，由于提高烟农改种积极性的工作还不够到位，甚至出现了部分烟农再度向无人区迁徙重操旧业的情况。

　　他告诉记者，目前禁毒研究所正与云南一家农业研究机构合作研制高产水稻，因为对于当地烟农来讲，即使是适合当地生产的水稻，如果产量低的话对其选择改种也同样缺乏吸引力。

　　为了保证烟农禁种改植的积极性，中国一直采取自己承担烟农改种产品的收购和加工的方法。但对于主要由企业出面经营的“绿色禁毒计划”来说，一些专家认为这里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中国帮助境外改植甘蔗，必须中国自己来消化。这些年世界糖业萧条，由于收购价和出售价有差距，中国的糖厂每回收一吨甘蔗，自己还要倒贴500元。短时间还可以，长时期也吃不消，毕竟企业是要赢利的。更何况，从90年开始实施境外改植计划至今，中国已经为此支出近6个亿(人民币)。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替代种植的长久之计，有人提出了从“替代种植”走向“替代发展”。这一想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专家指出，“替代发展”蕴涵着把中国帮助境外替代改植同中国与东盟不断升温的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思路。

　　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曾在去年年底指出，国家鼓励企业前往缅北、老北地区进行投资，投资领域包括农业、烟草、矿业、种植业、加工生产业、资源开发利用、双边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涉外旅游和劳务等领域。要把替代发展纳入云南省和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