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华人的异乡路:商业成功却难融入主流社会

　　他们改变着西班牙，也被西班牙改变着。在外国人眼中，他们都被称为华人，但他们却分明游走在两个世界，不仅有贫富的身份差异，还有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的不同感悟。

　　埃尔切的大火已经熄灭10个月了，华人在西班牙究竟生活得怎样？他们能否适应现代商业文明？能否实现自身的转型？带着这些疑问，在西班牙驻华使馆的帮助下，本报记者得以把华人在西班牙的奋斗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报记者 李梁

　　华人仓库

　　从马德里市驱车20公里，便到了Fuenlabrada镇的CoboCalleja工业区。几乎是突然间，一排排的小商品批发仓库，伴随着汉字和中国人的面孔，一起涌现在眼前——这里是南部欧洲最大的仓储区，也是华人在西班牙的主要聚居区之一。

　　11点刚过，京都饭庄已热闹非凡。“一帆风顺”的匾额下，中国人排起了长队，“5欧元一份！要什么饮料？”来自温州的收银员手忙脚乱，中国服务员来回穿梭。

　　京都饭庄的红火，仓库里进进出出的人，到处停满的车辆，表面上很难感觉到轰动国内的“烧鞋”事件的影响。

　　刘松林是京都饭庄的老板，也拥有自己的仓库。在西班牙打拼十多年后，刘松林举手投足间有了西班牙式的悠闲。他招呼记者坐定，让家人泡茶，语气慢条斯理，“龙井，还是乌龙？”

　　他的生意不止京都饭庄和仓库，他爱人打理一家塑料花店，他儿子和外孙还开了一家服装店，一年营业额能有2亿元。

　　和刘松林隔两条小街的李欣瑜，名片上的头衔是“西班牙安达贸易公司总经理”。他仓库面积约1300平米，“家庭日用品，能想象出来的都有”，大多数商品都是从国内进口的。

　　李欣瑜和刘松林同属于“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主席团成员，仓库区发展壮大后，和当地政府的纠纷也多起来，于是他们发起200家仓库老板成立了这个企业联合会，共设9名主席，每人轮值半年。

　　今年以来，这里的华人仓库区面临着一次命运的考验。Fuenlabrada市政府认为这里的规划是工业区，想让华人仓库从这里搬走。这星期，联合会聘请了专门的西班牙人律师，正和秘书处一起和政府交涉。

　　在仓库区很难见到西班牙人的面孔，200多家仓库共雇用了2000多名中国打工者：在这里打工的中国人都是从国内通过各种各样的熟人关系带过来的，一个人过来，家人和亲戚便跟了过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华人老板十分乐意雇用华人。刘松林说，“西班牙人太娇气，他要上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需要年底双薪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如果他拿来医院的病假条请假，你必须无条件准假。”

　　华商致富路

　　14年前，温州人刘松林来到西班牙，在中餐馆做厨师，月薪1400美元。14年后，他坐拥亿元资产，驾驶奔驰轿车，身上带着大把现金，出没于马德里最高级的餐厅。他的致富路径是厨师——百元店老板——仓库老板和工厂老板，这也几乎是当地大多数成功华商走过的路。

　　刘松林出国前曾在国内做服装生意，赚了100多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经济不景气，刘松林就跑到西班牙。没多久，他瞅着商机，依靠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开起了百元店，自己做起了小老板。

　　百元店，是开在居民区的便宜货小商店，商品价格多为100比塞塔(西班牙曾用货币，约合1美元)。最初的百元店是由西班牙人开起来的，但当中国人开起百元店后，西班牙人几乎从这个行当中消失了。

　　在刘松林看来，西班牙是个实现梦想的地方。“这里法治健全，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只要你守法经营，工商、税务部门根本不找你麻烦。”刘松林的百元店专营礼品，“中国生产的礼品样式好，价格便宜，利润常是两倍以上。”百元店开业第一个月便开始赚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百元店越开越大，开到第四家后，刘松林已经不满足了，他开始利用自己在义乌的关系，进入百元店上游领域，搞起了小商品批发仓库。

　　刘松林经历的是一些西班牙华商走过的典型道路。先他而来的王绍基，则在经历了更多的磨难之后殊途同归，成为西班牙华人商界的成功者。

　　王绍基原在国内学习音乐，1985年来到西班牙。在餐馆和缝纫机厂辗转一年后，王绍基先是摆地摊，贩卖印度人从中国批发来的小商品，熟悉了小商品批发的行情后，直接做起了外贸生意。

　　王绍基在西班牙华人中最早做外贸，直接和西班牙人打交道。依靠诚信赢得了西班牙人的尊重后，他的生意步入正轨，公司越开越大。现在，王绍基回归文化人的本行，在西班牙办起了一份华人报纸《欧华报》，不久前又新创办了一份西班牙文报纸，开始进入西班牙主流社会。

　　今天，许多华商在西班牙已经进入富人阶层，住别墅、开跑车、出入高档餐厅和饭店，他们以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刘松林说，许多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勤劳，能吃苦，会赚钱”。

　　从百元店到连锁超市、建筑业、车行和旅馆业，华商扩张的态势在继续，华人社会的规模也从过去的1000来人扩展到今天的10多万。刘松林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工厂，打造自己的品牌，力争打入西班牙中高档鞋业市场。

　　刘松林们的成功，依赖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依赖于一批批国内打工者在沿海地区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创造的价值。一位华人老板说得很直接：“实际上我们赚的钱，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内工人嘴边扒下来的，资源的消耗还不算。”

　　“小聪明”和“钻空子”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一家华人仓库突然来了西班牙警察，拿着法院的搜查令。虽然刘老板把大量假冒商品扔到墙外，警察还是查到了一箱假冒迪斯尼标志的货品。

　　官司最终打到法庭。法官问：你知道这是迪斯尼的标志吗？华商答：不知道。法官继续问：你看过什么电影？华商耍起小聪明，回答：只看过中国功夫片。结果法官毫无办法。罚款也不了了之。

　　在华人仓库区，假冒品牌一直是令西班牙警方头痛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华商的声誉，令守法经营的华商痛心不已。

　　在发票上弄虚作假，更是一些华商的常事。有的华商为降低关税，10多万欧元的货物只报1万多欧元。百元店老板进货，一般也很少要发票，轻轻松松便把账冲掉了。为了不留银行交易痕迹，一些商人喜欢现金交易，使政府找不到偷漏税的痕迹。

　　一次，一名华商被西班牙海关扣住了一个货柜，里面有500箱冒牌货。他面临罚款6万欧元、监禁6个月的危险。这名华商花3300欧元请了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声称：这批货来自中国的一个倒闭厂家，产品进来时没有验，总之死不承认。官司打到最后，罚款1300欧元。

　　“西班牙高度法治化，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很高，一些华商受国内不良习气影响，喜欢耍小聪明，钻法律空子，滥用别人的信任，直接败坏了自己的形象。”一位华商直言不讳地说。

　　华人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也使自己的形象受损。今年3月份，京都饭店突然来了一队西班牙卫生执法人员，前后门一堵，开始检查饭店卫生，发现不合格，把饭店封停了一个月。

　　在西班牙呆了20年的王绍基说，这些事情意味着中国人的名声在西班牙社会正在发生变化。“20年前，在西班牙的华人基本上靠经营餐馆为生，由于普遍守法经营，深受西班牙人喜欢，警察检查时态度非常友好。”

　　一些富裕起来的华商好讲排场。不久前，在马德里附近，一位华人老板办喜事，60辆奔驰车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令当地居民侧目，被认为是“黑社会才会这样干”。

　　这些不良做派，使往日善良纯朴的华人形象，在西班牙人眼中变得日渐复杂起来。

　　7月10日，记者在李欣瑜仓库碰上马德里一电台编导MargritaPaz在选购商品。“在西班牙人的眼里，中国商品价廉物美，但它们的大量涌入也被视为一种侵略，”她直言，“一些中国人不讲游戏规则，为赚钱不择手段，这令当地人反感。”

　　融入之难

　　去年，西班牙一个海滩发生了漏油事件，王绍基组织十多人的华人清污队，到漏油地参与了5天的清污工作。这让西班牙政府工作人员十分高兴，“你们是惟一一支外国移民清污队”。

　　这被视作华人融入当地的一次努力，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认可，今年西班牙大赦，参与清污的华人全部获得了居留许可。

　　类似的努力一直在进行。1998年西班牙发生水灾，西班牙中国商会等华人协会组织华商大量捐款捐物，西班牙“ 3·11”爆炸发生后，华人也曾经组织游行抗议，这些都赢得了西班牙主流社会的认可和赞赏。

　　去年9月烧鞋事件发生后，许多华商要求上街游行，刘松林等人十分冷静地劝阻，“我们在这里做生意，要多站在当地人角度考虑问题，千万不能再激怒当地人。”

　　不可否认，华商尽管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却并没有因此而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用王绍基的话来说是“99.9％的温州人没有进入主流社会，95％的产品没有进入主流渠道。无论是人群，还是产品，在西班牙都没能赢得应有的尊重”。

　　“目前华人社会仍然是以人情为纽带的商业文化，以价格战为手段的商业竞争模式，在这里都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要想融入当地社会，必须实现整体转型。”一位华商说。

　　在刘松林等西班牙华商的眼里，“烧鞋”事件对华商提出的警告仍然值得警惕，过去的路子再也无法走下去了。

　　刘松林已敏锐感到转变的急迫性。他以聘请了2位兼职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皮鞋，他专门为鞋取了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SABeautiful“主打中高档成熟女性市场。”

　　刘松林坚持这个品牌的鞋只向西班牙人供货，“让他们来卖，可保持3到4倍的利润，而批发给中国人，每双鞋子加几块钱就卖掉了。不仅如此，把老外的市场也会搞掉。”

　　王绍基也认为，低价模式不一定会消亡，低价产品的背后，是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廉价。只要国内的状况没有变化，华商在西班牙的低价战略仍然会持续下去。

　　不久前，欧盟要对中国鞋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李欣瑜态度坦然，“没有关系，让他们查好了，没什么担心的。”另一位华人老板则表示，“反正做一把是一把，不让做就算了。”

　　对于第一代华商而言，他们多年奋斗，虽然已经在西班牙站住脚跟，但随着年华老去，落叶归根成了他们的共同想法。50多岁的刘松林也感叹：“等我年纪大了，还是要回温州老家安度晚年。”

　　但年轻一代的想法和他们已经截然不同，刘松林举例说：“我回国，一般就说‘回家’了。儿子说法是，‘回中国去 ’，而孙子现在则说，“到中国去”。他们已经完全适应这里的商业和生活环境，已经不想再回国内生活。”

　　华人的另类生存

　　刘松林们经历了十多年的奋斗，终于能够在异国的土地上扬眉吐气。但刘松林式的成功，对另一个中国人群体——华人黑工，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福建人陈山在西班牙干建筑，每天工作9到12小时，一个月能挣1000多欧元，一年下来，可以寄六七千欧元回家。

　　陈山挂念着6岁的孩子，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声音，“心都要碎了，恨不得马上回家”。而且他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父亲不在身边，教育怎么办？”

　　在仓库区打工的中国人，大多数过着和陈山一样的生活。浙江青田人小梅是亲戚带过来的，过来帮忙照顾仓库生意。

　　小梅月薪600欧元，一个月能剩下300欧元就不错了。至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小梅一脸茫然：“那是他们西班牙人的，我们怎么可能？”她和四个中国姐妹同住，她们对房东一无所知，每天碰面只是点头。平行的日子，永远没有相交的时候。

　　西班牙政府数年一次的大赦，是他们解决自己身份问题的惟一希望。今年大赦解决了两三万华人黑工的身份问题，目前仍然有许多华人黑工的申请被拒绝。

　　陈山希望把居留证申请下来后，再打几年工，攒点钱开个百元店，然后再慢慢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小梅希望继续干两年，存下一笔钱，然后回到家乡，找一个好人家“把自己嫁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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