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杂志：中国亟需城市战略家

　　著名城市设计专家张在元访谈录

　　本刊记者吴明华

　　纵观当前的中国城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种景象：一方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各地的主政者们不断提出城市发展的宏伟蓝图；另一方面，“千城一面”、“规划混乱”、“

失忆城市”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在众多批评之声中，张在元所言的“中国城市只见建筑不见城市”最引人注目。

　　张在元是一位国际级的建筑大师，现担任成立不久的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院长，他告诉《决策》，除了历史和客观的因素外，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失误就是城市战略失误，当前中国亟需有城市发展战略的决策和管理人才。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高屋建瓴，触动了我们城市主政者的神经。日前，本刊记者对其作了专访。

　　战略失误的后遗症

　　《决策》：您曾说过中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是“只见建筑不见城市”。的确，许多城市纷纷追求极具“个性”的“标志性建筑”，却使城市失去了个性，更为严重的是大量建筑垃圾的出现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您认为这些现象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张在元：城市不是孤立发展的，他与国家经济发展大环境、宏观的高层次的决策、整个城市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等，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只见建筑不见城市”，实质上是“城市发展战略”上的失误。研究当今中国城市规划与开发等问题，本源其实都是城市战略失误。

　　过去的25年，我国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期，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城市提供载体，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载体就是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载体发展与全球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并不吻合，所谓不吻合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城市的基本素质，城市基本状况和条件还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但因为追求政绩等种种因素，我们又鼓励或强制性地使城市必须接受这种高速发展模式。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城市发展决策模式有失偏颇，一味地强调经济指标，强调城市引进多少外资，多少工厂，或者交了多少税额，而忽视了城市的其他功能的建设与完善。矛盾由此而生。

　　比如说，城市只能挑起100斤的担子，我们却要他挑180斤。一方面城市结构在延伸，城市规模在扩张，某些指标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特别快，城市事先没有作出相应的准备，没有考虑城市发展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条件，而去盲目地扩张，就会导致许多后遗症，比如现在许多城市面临的人口、交通、能源等的巨大压力。这是中国城市危机开始的一个信号。

　　《决策》：中国城市高速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这一点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都感同身受，相信我们城市的管理者更是深有体会。

　　张在元：对于我们城市决策者来说，城市化浪潮不可遏阻地席卷而来，但对“城市化快速进展”却还没有作好充分的知识和心理准备。于是，放眼国内城市，许多城市设施、运行方式还处在农业文明的边缘，不少城市领导者也还没有系统掌握现代城市的观念、理论以及管理方法。

　　过去我们相当多的决策带有某种攀比性和传染性，沿海一些发达城市建了，其他没有建的城市就觉得落后了，或感觉到没有政绩了，导致我们的城市主管者拼命地去抓这些项目，没有认识到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差异和不平衡。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忽略了这一点，而片面地、孤立地评价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更有一些人只看到中国城市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构建和谐城市，我们首先要建立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评价城市的发展状态。

　　战略前提：科学评价城市现状

　　《决策》：如何科学的评价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呢？

　　张在元：我对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评价就是城市间存在差异、不平衡，城市内存在文化断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构成完整和谐体系。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差异，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的差异，这差异不是我们人为的，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历史造成的，要在短时间内消除这种差异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

　　中国是一个内陆城市起源的国家，我们城市的发展长期在内陆徘徊，因此对建筑和城市的基本哲学，在人文方面的解释，在科学方面的交流，都相当的封闭。可以这样说，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带来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建筑文化的角度来说，尽管这种交流是被动的，但却是一种中国城市史上破天荒的交流：路灯、电车、电梯……这些现代城市的元素由此裹挟而来。这就造成了沿海和内地的不平衡，当时像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建设达到了国际水准，而内陆城市大部分发展缓慢，甚至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

　　二十世纪中叶二次大战后，国际大都市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而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和封闭，我们的城市还处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还没有进入后工业时代，这样我们的发展就脱节了。1979年改革开放是个转折点，至今的2 5年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建设跳过了西方50年甚至是100年的历程，从农业文明一下跳到了后工业乃至信息时代，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社会。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上海等原来有开放基础的沿海城市，有好的开放政策，城市发展速度比较快，素质提升快，导致现在中国城市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平衡状态。

　　第一波发展起来的是特区型城市，但这些城市缺少文化底蕴和文化背景支持。当以上海为首的第二波城市发展起来的时候，由于这些城市有原来的背景，使城市发展走在了所谓的特区城市的前面。第三波是西部城市，处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交叉的边缘地带。

　　所以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和不完整，也导致了不和谐的状态。中国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非常有战略远见，和谐社会基本的支撑体就是和谐城市，但我们的城市本身却存在不平衡和不和谐的状态。

　　构建和谐城市需转变发展战略

　　《决策》：您对中国城市现状的分析引人深思，在城市发展中，和谐和速度有时很难兼得，各地的发展也不可能平衡。中国现在要构建和谐城市，应当说非朝夕之功，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您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在元：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回过头来思考城市发展战略的紧急关口了，如果说过去强调的是城市发展的硬道理，那么现在是该好好研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了。

　　当前我们需要思考和制定的是宏观系统性、具有超前预测性的发展战略，蕴涵国家的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包括地缘政治与经济模式、地方文化脉络和文化背景，蕴藏的文明特征以及民族精神。这是对一个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系统性整合，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断章取义的。这方面，我们还相当缺乏，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农业人口比重高，城市化起点低，要实现城市化的确有相当难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从“ 量”和“面”上全面推动城市化进程。于是可以看到，很多县城在行政级别上脱胎换骨，变成了地级市、县级市。可在这样的蜕变中，我们的城市管理、决策人才的储备却没有相应跟上。在我们的决策者中，缺少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知识背景的领导干部，缺少具有既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能从战略思想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修订城市建设方向的城市战略家。

　　《决策》：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国内一些城市正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对于这种发展变化，我们很难感觉到是被某种战略眼光所牵引。中国的城市战略家不仅要有城市发展的眼光和对城市的决策能力，还需要有系统的规划与建设理念。您认为什么是科学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理念？

　　张在元：这个也问题很大，在这里我想说一点，如城市公共性优先原则。过去往往是开发商看上了某个地方，城市主管部门就把这个地方拆光，然后投资建多少新建筑。如果是城市优先，就会首先考虑所在街区到底有没有必要耸立这么高的建筑，高层建筑将会给原街区居民的居住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对周边的城市布局及景观将造成怎样的连锁“反应”。

　　决策一些大项目是否上马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决策，而我们很多城市在决策前的论证是相当不够的。如广场、会展中心、歌剧院等功能性建筑，我们的城市是否需要？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什么时候建、在城市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建比较合适，建多大规模比较合适，今后它的经营运营模式是怎样，是靠政府养活、靠自己养活自己，还是会给城市带来综合性的效益。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充分论证，就难免会出现决策失误。有时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功能，而缺乏对一个城市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性发展的考虑，这是不正确的。就好比我们穿衣服，一般西装、领带和皮鞋是一个完整的和谐整体，但一双500元的皮鞋如果配上50元一套的西装就很不协调，城市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