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为何怀疑公安局长的贫困

　　□曹林

　　安徽某县公安局长为了给妻子和母亲筹集巨额医疗费，不仅卖掉了房子，而且举债30多万元，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特别为他申请了困难补助金。面对记者“县公安局长为什么会生活困难”的问题，这位局长反问“县公安局长为什么就不能生活困难”，并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暗示贫困源于自身坚持清廉原则、从未走过歪路(8月14日《新安晚

报》)。

　　只要食人间烟火，只要在这天底下，都“能”生活困难，无所谓“能不能”的价值判断，只有“会不会”的事实判断——显然，公安局长生活困难之所以成为新闻，公众所以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其背后隐藏着的真问题是：“生活贫困”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不幸”，为何很少有官员遭遇生活贫困呢？

　　是啊，比如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本高得甚至连城市普通家庭都承受不了，每年高考发榜后，总会“涌现”出许多“读不起书”的苦难故事，可我们何时听说过哪个官员的子女读不起书的？又比如，中国的医疗费用和药价高得离奇，老百姓买不起药在家等死、看不起病向社会求助的事常有发生，可什么时候又听说过哪个官员家庭看不起病的？貌似机会平等的“不幸”难道也惧怕权势只入“寻常百姓家”？

　　“罕有官员生活贫困”的现实背后隐藏着这些问题。

　　首先，对于官员阶层，改革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官本位，但造就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之一。一项调查显示，在调查者划定的十个群体的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

　　这种“受益最多”体现最明显的是：我们的社会尚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说非常薄弱，但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官员保障体系——从吃喝到车辆使用，从住房到子女上学，从医疗到文化娱乐，甚至到退休后的廉政金，都有着公共财政细致入微的支撑。一些非正义的享受，甚至要用“赎买”的方式才能让其放弃。试问，在如此完善的保障体系之下，生活贫困岂能轻易落到官员头上？就是在此事件中，“生活困难”的公安局长能享受到2万元的困难补助，一个平头百姓能享受到吗？

　　另一方面可能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就是在制度的漏洞下，权力的“可资本化兑现”给官员生活的另一层保障。拥有了权力，也就拥有了财富——这从既有那些被揭露出来腐败案件可以看出来，调动下级的权力，分配资源的权力，只要愿意，这些都可以迅速兑换为金钱，很多时候制度监督形同虚设。比如新闻中这位公安局长，其“俯仰无愧天地”的清廉原则完全是自律的结果，如果心思一变，他完全可以将权兑钱。

　　为何罕有官员生活贫困——我想还有一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在我们公务员制度中的缺失，无论官员是贫还是富，穷到什么程度，富到什么水平，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只能看到官员犯事后骇人的家产。这种不透明的状况给许多官员留下了充分的滥权空间，更给百姓留下了“合理怀疑”的空间——既然家产不透明，又掌握着权力，体制又不健全，完全可以把官员想象成“腰缠万贯”的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