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胡子”连长的抗战故事

　　采访地点：济南军区联勤部干休三所

　　见证人：孙英，男，1922年出生，1940年1月入伍，曾参加过大小战斗与战役百余次。1981年离休。

　　八年抗战，我经历全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大概是在8月16日，我就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八年抗战终于熬到了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处处锣鼓喧天。

　　当时我正在茌平县担任县大队长。在为国家、为民族而高兴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幸运，终于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没有死在抗日战斗中。

　　从1937年到1945年，可以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七七事变后，正在淄川上小学的我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当时15岁，最初在地方上参加抗敌后援会。1938年5月，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属义勇军)。1940年1月，正式参军，部队是阳谷县抗日游击大队，共有两个连队，200来人。因为此前有抗日经历，参军后我就在连队担任班长。当时游击大队的武器多是缴获来的，可谓是十八般武器样样皆有，以生产厂家来分，有汉阳造，贡县造，广东造，阎锡山造，土枪，还有俄国造，英国造、捷克造和意大利造，除此以外的武器还有大刀、红缨枪等。那时子弹不统一供应，有的枪配不上子弹，战士就只能扛个空枪杆子。

　　参军后我参加战斗次数不算少，和鬼子、伪军都打过仗，有时一天一夜能打两三场。八年抗战期间，我基本没离开过山东。

　　那次战斗后，当地人都喊我“红胡子”

　　八年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是1941年-1943年。敌人把我们的根据地压缩得很小，当时称“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1942年战斗很频繁，这一年我负伤两次。

　　第一次是摔伤。1942年8月，在七集镇(音)战斗中，我们连是攻击部队突击连，我当时是连长，在带领战士上梯子时，梯子断了，我一下子被摔到壕沟中，那时才20岁，年轻力壮，忍痛爬起来带领战士又冲了上去。

　　第二次是枪伤。1942年是个歉收年，部队粮食短缺。过年前，部队就考虑怎样改善生活，资助贫困军属，最后选定阳谷县安乐镇的一个屯粮较多的据点，决定拿下它来以解决军需紧张。那仗打得很顺利，拿下据点后，东西拉了三十多牛车。随后我们赶到一个叫冯徐庄(音)的地方，连队在场院里休整，作为连长，我带人去选择哨兵布岗位置，这时突然听到手榴弹的轰响。原来鬼子追过来了，和另一支驻在那个村的抗日部队交上火了。友邻部队边打边往我们这边撤，我们让他们过去后，立即出手帮忙。当时敌人冲得很凶，沿着路沟就攻过来了。看到我身后老有通讯员跟着，又没有背包，鬼子认定我是指挥员，对我的射击密度加大，指导员提醒我，“你的目标暴露了”。我没当回事，拿过通讯员的枪，瞄准一个鬼子扣动了扳机，一个鬼子应声倒地，其他鬼子随后都卧倒了。

　　就在这时，突然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我的下颌骨一下子就打没了，血流了很多，事后当地老百姓都说有一个“红胡子”当时在指挥战斗，其实那是因为我的下巴和胸前沾了很多血。

　　口罩，我一直戴了18年

　　第二次负伤是在早晨，直到第二天晚上才送进阳谷县西坡村的一个教会诊所中，幸亏当时是冬天，血流得不多，否则肯定得“流死”。我在诊所持续昏迷了一个星期，都准备送太平间了，才慢慢苏醒过来。

　　伤养好后，后遗症明显，因为没有下牙，舌头也打坏了，不能咀嚼食物，只能吸稀饭。不吃饭时控制不住口水外流，只能长年戴着口罩。临出院时，战友和我在诊所前拍照留念，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照相，之前没有留下过面部完整的照片。

　　1943年部队奉命去保卫延安，我因伤被迫留在了山东。后来担任过团作战参谋，后方休养所所长，情报站站长等。

　　受医疗条件所限，我的下颌受伤部位一直没得到有效治疗。直到1958年才接受第一次面部整容手术。经过大小十几次手术，才摘掉了戴在面部18年的口罩。

　　本报记者　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