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媒体的报道称季先生为“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以为是恰当的。因此想到了前几年从北大听来的一则笑话：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这多少反映了“国学”的名称被滥用而产生的尴尬。
这不是说季羡林先生不懂国学，或者说他不具备国学的根底，但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和
学术贡献总会有所侧重，有主次之别，不会面面俱到，更不能都达到巅峰。像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运用的是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在北大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教学和研究也都是以梵文、中亚古语文和相关领域为主的，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有影响的著作是《糖史》。
尽管对“国学”的确切涵义目前还没有取得共识，如创办国学院的大学校长对“国学”的解释就强调要采用现代研究方法，但“国学”的基本领域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譬如“古籍”，一般不包括清朝以后的作品，至多扩大到跨时代人物用文言撰写的论著。并非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归入“国学”，如白话文、现代文学、现当代史、世界史、西方哲学等都不属“国学”。大多数社会科学也已超出“国学”的范围，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相关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学者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吗？当然，如果本人已经丧失了辨别和纠正的能力，只能听凭他人或媒体摆布时，任何高雅圣洁的桂冠都已毫无意义，只能看成强加的谥号了。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8月14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