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生活困难”成为新闻的冷思考

　　本报今日A11版报道，安徽省政法委最近为一名县公安局局长特批了两万元的困难补助金。据了解，这位局长为了给妻子和母亲筹集巨额医疗费，不仅卖掉了房子，还举债30多万元，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特别为他申请了困难补助金。

　　看到“公安局长生活困难”这条新闻时，不禁吃了一惊。本来普普通通的一件事，因为一个“普遍的怀疑”上升为一起新闻事件：县公安局局长是个“有权有势”的位子，当局

长的竟会穷到需要困难补助？记者单刀直入的提问——“县公安局局长为什么会生活困难？，”正是对这个“普遍怀疑”的代言。

　　县公安局局长为什么会生活困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这个问题如同问“县公安局局长为什么也要吃喝拉撒”一般可笑。公安局局长怎么就不能生活困难呢？支出方面：母亲的心脏手术花了10万元，爱人的肝脏手术花了30多万元，儿子还在上大学；而收入方面，公安局局长一个月全部收入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如此失衡的收支状况下，“生活困难”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算术答案罢了。

　　但“局长生活困难”本身还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质疑，这一点确实引人深思。“局长也会生活困难”这真是一个要命的“普遍怀疑”：在抛却理性的公众偏见中，隐含着一种可怕的信任危机。

　　不难发现，对“局长生活困难”的“普遍怀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广泛认同之上：局长必定是生活富裕的。于是，“局长生活困难”要么是“捞取政治资本”的作秀，要么就是想通过“炒作”把私人债务丢给组织埋单。

　　不得不承认，越发严重的腐败现象已经使一些人在下意识里从憎恨腐败本身发展到了对官员的普遍怀疑。而从“公车改革”到“强制休假”等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官员福利，也使公众容易滋生“民贱官贵”的心理隔阂。

　　人们在心底里是不希望排斥官员的，相反，他们急切地盼望政府官员有朝一日能够值得依赖和信任。而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正是公共权威不断获得公众信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消除公众对官员的“成见”，完全事在“官”为。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