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人数如何得来？算法表明30万是下限

　　“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展出的美国约翰？马吉牧师当年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时使用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以及国民政府为表彰他的义举而颁发的襟绶景星勋章证书。

　　遇难者300000，面对这一数字，所有的中华儿女都会为之心痛，为之气愤，为之警醒！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30万，这是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30万的数字如何得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给记者介绍这样三种确切可靠的算法：

　　算法一：1946年1月19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算法二：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无论哪一种算法均表明，‘30万只不过是下限数，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数字远远超过30万。朱成山说。 历史真实岂容篡改！

　　大批参观者在“七·七”事变68周年纪念日观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万人坑”遗址。“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这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辩解之词。然而，正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以铁的事实再次向世人表明：从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短短六个星期中，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屠杀了300000以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在展览的第四部分“历史的记录”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慈善团体掩埋尸体18万具，伪政权及私人掩埋尸体4万多具。此外，日军为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毁尸灭迹达15万多具。南京城一月之余痛失30多万儿女。

　　对于日军毁尸灭迹15万多具的史实，有日本战俘、原侵华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太田寿男少佐在下关处理尸体的部分供词：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尸体约10万具，其中濒死者约2100名。加上其他日军在南京的部队处理的5万具，共处理15万具。这些尸体中，中国士兵约3万名，其余都是平民，男女老幼都有。与这一史料同时展出的还有日军焚尸时所用的油桶和处理尸体时所用的铢针。

　　因不忍目睹遇难同胞尸体横陈的惨状，当年参与收埋尸体的社会慈善团体有崇善堂、同善堂、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等4个慈善机构，共掩埋尸体达18．5万余具。其中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67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43123具，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22683具，同善堂掩埋尸体7000余具。这些不仅有详细的埋尸记录，大量物证，还有当年参与埋尸工作人员的具体指证。

　　“历史的记录”还逐一举例：为掩饰日军屠城罪行，伪政权累计埋尸1万余具，由南京市民自发组织的义务埋尸3．5万具。

　　侵华日军南京屠城30万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1946年1月19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专案审理的判决书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的一个月内，市内就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轮奸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侵华日军在南京屠城30万，这是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篡改！外籍证人证言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上指着自己的照片讲述当年被日军刺伤的情形。

　　有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以上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他们给世界留下了惨痛的伤痕。

　　8月10日－－8月30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展上，第三部分讲的是国际安全区内的暴行，其中提及了如德国人约翰·拉贝、美国罗伯特·威尔逊、明妮·魏特琳、英国记者田伯烈等一大批外籍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景，并用日记、书信、新闻报道和摄影等形式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特尔蔓?¤坦丁。1937年12月18日，日军攻陷南京5天以后，《纽约时报》以南京事件：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为题，披露了侵华日军在攻入南京5天后所犯的暴行，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坦丁在南京1天之内就曾亲眼目睹了3起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惨景。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随即奋笔疾书，写出了第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详细报道，并前往武汉将电文发出。12月22日，坦丁又向国内发去了电讯稿，进一步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一系列血腥罪状。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激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愤慨。他们或通过书信，或直接向当时的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的证言，为人们勾画出日军屠城时的惨景。

　　约翰·拉贝，1908年到中国，1931年起任德国西门子洋行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日军攻陷南京后,拉贝在竭力保护中国难民的同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当年日军的暴行。1996年，尘封已久的《拉贝日记》在德国被发现，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让我们读几段《拉贝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到了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撞见了他们。其中一个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强奸难民营中的一个姑娘。

　　南京沦陷时，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在缺乏水电供应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军枪击、刺伤、强奸的中国受难难民。威尔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8日，今天标志着当代的但丁的炼狱已进入第6天，这是用鲜血和强暴的大写字母写成的。整批整批的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现象。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三处炸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

　　1937年12月1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日军在南京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记述：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讲，这是失败，使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60多年后的今天证明，当年明妮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尤素夫?¤费萨尔参观完纪念馆说：日本侵略军对和平的中国人民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德国法西斯野蛮罪行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纪念馆参观时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有证据的、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很有教育意义。

　　朱成山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有30多位外籍人士在南京停留，他们完全是在正义感的驱使下，帮助难民，记录历史，他们是侵华日军暴行的有力证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活的证据

　　这是“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上展出的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征集到的原日本官兵的日记、信件和手绘图,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许多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将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血火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年南京城尸横街巷、火光冲天的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今年73岁的佘子清老人悲愤地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日军屠城的情景：我出生在南京夫子庙，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打进南京后，不分男女老幼，逮着就杀。当时，留在家中的母亲被日本兵残忍地杀害了。我和几个小孩逃到美国大使馆，一路上到处是层层叠叠的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惨不忍睹。

　　幸存者骆中洋曾经亲眼看到日军持续10多小时的屠杀。他说：“我被俘后被日军押到三汊河边，那里已有黑压压的一片人，估计有两万多。残忍的日本兵在作恶前竟然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枪、还是刺刀？’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很快，日本兵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举起刀，砍下了第一排人头。我们都惊呆了，第二排，第三排人纷纷倒下……这场屠杀从早晨直到傍晚，没有停过，河边的尸体堆成了山。日本兵杀累了，把剩下的人集中在一起，开始用机关枪扫射。”

　　常志强老人至今难忘母亲被日本兵枪杀时，临咽气前还挣扎着给小弟弟喂奶；蒋根富老人心中抹不去姐姐因抵抗日本兵侮辱，身子被从头向下劈成两半的惨景；王秀英老人不能忘却日本兵用尸体填满汉中门外的河道，让汽车从“尸桥”上面碾过……

　　作为亲历那段残暴历史的见证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仅在当年审判战犯时毅然出庭作证，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坚持与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谬论作斗争。去年底病逝的李秀英老人当年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诽谤，她多次远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1999年，她毅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侵害名誉权，经长达5年多的诉讼，这起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名誉权国际诉讼案最终获得胜诉。

　　朱成山说：“一定要让年轻一代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历史、现实、未来是延续的，不可断裂的，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