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开展保全侵华日军罪状公证活动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对这些历史进行记录，那么下一代人就可能无法知道真相。”

　　浙江省金华市正信公证处正在开展的“公证保全日军罪状、永存侵略历史事实”公证援助活动，其意义不仅属于法律层面，而且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层面。

　　这个工作如果还是没有人去做的话，这些证据就会没有了。现在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等这些人都不在了的时候，历史真相将无证可寻。

　　□本报记者 曹芃

　　2005年8月8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拨通了侵华日军受害者家属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的电话。电话里，她讲话的语气格外兴奋。她说：“终于有人肯做取证的事情了，终于有人出来做保留日军罪证的事情了。”

　　王选女士所说的“有人出来做保留日军罪证的事情”是指浙江省金华市正信公证处开展的“公证保全日军罪状、永存侵略历史事实”公证援助活动。

　　回想三年前见到王选，在采访中她一直在强调她们在日本打官司，当日本人要证据的时候，她们什么也拿不出来。“ 我们只是在法庭上说，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死伤了很多人。但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很少有人去考证、取证。在这么多年的诉讼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卡在这个问题上。为这个事情，我总是很忧虑。这个工作如果还是没有人去做的话，这些证据就会没有了。现在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等这些人都不在了的时候，日本人说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证据了。”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她总是忧心忡忡。

　　以法律形式保全日军罪状

　　继6月5日开展第一次“公证保全日军罪状、永存侵略历史事实”的公证援助活动后，浙江省金华市正信公证处的第二次公证援助活动于7月28日展开，为那些饱经沧桑的战争幸存者们提供免费公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日军当年的罪状。

　　这令王选异常兴奋：“浙江是我的老家。金华曾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浙赣战役的主战场。60多年前，日军731部队与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在此发动细菌战、开展细菌活体实验，犯下滔天罪行。我很高兴看到有人愿意来做这些事情了。”

　　“尽管历史是不能容纳谎言的，但涂鸦历史的谎言总是不时地在野心的策源地挣扎着冒出头来。要对付这种谎言，最有力的是来自历史现实的证据。”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为历史‘存档’，也是为民族的记忆‘存档’。历史的证据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它需要全民族的搜集、保全、存档。在金华进行的这一证据保全、证据公证行动，其意义不仅属于法律层面，而且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层面。我一直觉得这些证据需要全民族来保全！我很喜欢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说过的话：‘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公证为历史“存档”

　　自7月28日以来，已有近40人进行了证据保全的公证。

　　在金华正信公证处，此次活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陈建群和邵军正商量着活动的细节。“要多带几个人下乡？我们都忙不过来。”公证处的主任邵军说。

　　陈建群和邵军都是金华本地人，“烂脚村”、“瘟病”的故事他们从小就不陌生。近年来，随着日本侵华细菌战罪状被深入揭发，越来越多悲惨往事重被提起，许多年迈的幸存者也坚强地站出来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这些幸存的老人就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人证。而与老人相关的音像资料、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等，通过证据保全公证，就可以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物证。公证，成了历史的“存档”手段。

　　为了照顾这些年迈体弱且大多家境困难的幸存老人，此次活动实行免费上门公证。公证处还专门开辟了热线电话，从 7月28日至今，已经有40人左右进行了公证。而等待公证的名单，还有长长的一串。

　　免费上门公证，得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光制作一张录有音像资料的光盘就得100多元。“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把真相永远地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牢记历史。”邵军说，对于在这些奔波着记录真相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本能，更是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使然。

　　灾难60年的阴霾

　　公证过程也是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认识过程，远去的历史在老人们闪烁的泪光里被拉近，被回放。

　　生于1927年10月18日的吴士洪老人，是义乌市江湾镇井头山村人。现在，老人住在金华城区，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作为那段悲惨岁月的亲历者，吴老师曾撰文《罄南山之竹，书日寇罪无穷——以我血泪控诉日寇滔天罪行》。 8月3日那天，吴老师做了证据保全公证；两天后，公证人员老郑把公证书送达到吴老师手里。在吴老师的家，拿着公证书的他高兴异常，“证据留下来了，日本人也不好抵赖了。”

　　吴老师说，1942年八九月间，离江湾镇三华里的崇山先爆出疫情，当时村里人都惊恐地奔走相告：崇山发瘟病了！而半个月后，他们村也出现了疫情，最先发病的人“发烧，头疼，说胡话，乱叫喊，呼吸困难，烦躁不安，没两天就死了”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病。吴老师当时也感染了病毒，幸亏家人悉心照料，才幸免于难。

　　灾难并没有结束。那年秋收季节，吴家兄弟三人田间劳作时遇到日军来扫荡，正在割稻的吴士洪慌乱中割破了左腿，鲜血淋淋。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捕，吴老师忍痛一路淌污水、涉溪流，终于逃脱。但这次经历使他的脚腐烂了整整3年——他在途中感染了日军细菌部队投下的炭疽杆菌。“创口溃烂了，不断地发黑烂掉，不断地扩大。”最后，“眼睁睁看着4根白兮兮的筋烂断了”。三年之后这个伤口不再溃烂，却在腿上永远留下了一个直径5公分的深陷下去的伤疤。直到今天，吴老师左腿的皮肤有明显的红色伤疤，皮肤下也布满了紫黑色的小虫一样的细纹。

　　吴老师的老伴叶绿英，当时住在金华城内。当年她的父亲听到赖以生存的店铺和全部家当烧了个精光，当时就精神失常了。

　　他们的回忆有史料可佐证。根据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的被俘者作的口供，日军的细菌部队曾大量生产过炭疽杆菌等多种病毒，并在1942年的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撒放细菌，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都没放过，使这些地区陆续爆发疫情，军民大批死亡。

　　下乡开展公证活动的工作人员见到的许多烂手烂脚的老人，都是受害于日军传播的炭疽杆菌感染，有些还是炭疽杆菌与鼻疽杆菌交叉感染的。

　　讨回公道的确凿证据

　　现在，每天打进热线电话申请公证的人络绎不绝。公证援助热线第一个来电的人是金华市区一位姓张的先生。张先生的爷爷今年80多岁了，由于受日军细菌战的迫害，60年来双脚溃烂，到处求医都没有治好。现在老人已风烛残年，常年卧床不起。当张先生看到报纸上推出这个活动，马上把这件事跟老人说了。老人很激动，对他说，“爷爷活不了几年了，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受害过程进行公证，为以后向日本人索赔留下证据，这是爷爷多年来想做又做不了的事……”

　　公证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工作人员发现，大多幸存老人的生活现状非常不好。细菌感染引起的常年病痛，往往使他们从年轻时起就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相当一部分人没钱买药，只用最便宜的土药膏涂抹在伤口上。因为生病，也因为贫穷，他们中间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单身，孤苦无依地生活着。尤其痛苦的是，他们曾受尽歧视——当地村民不清楚他们的病痛是日军散布的细菌所致，都说是“发瘟病”，躲得远远的。

　　在陈建群的电脑里，保存着一组组经过公证的饱含血泪的故事：

　　鲍元松，73岁，义乌市义亭镇义亭村人，农民。10岁那年的夏天，村里经常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不久他感染了日军撒下的细菌。他的病情非常严重，经常躺在床上半年起不来，肿起来的小腿有时像小水桶一样粗，爬满小虫子，恶臭难闻。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王祖雄、王祖祺兄弟俩今年分别已74岁、71岁。1942年4月13日，20多架飞机在武义县城大面积轰炸。当时，才10岁的王祖雄正好带弟弟祖祺出去玩，听到飞机轰炸声，他们就躲进山里逃过劫难。等他们跑到城里已是满目疮痍。家被炸了，父亲在尸体堆里找到了头被炸破的母亲，8个月的小弟只剩下了一条腿。到了下半年，王祖雄就感染了日军投放的细菌，经常发烧，走路连几厘米高的台阶也上不去。一次，弟弟祖祺跟着父亲进县城，两人被日军用锄头柄毒打了一顿。被打后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弟弟膝盖处至今还留有累累伤痕。

　　好多讲故事的老人坚强地活了下来。但目睹了亲人的惨死，目睹了尸横遍野、十室九空的景象，目睹了日军的暴虐行径，他们的心又被蹂躏成了什么样？老人们大多已经风烛残年，最大的心愿是看到日本有关方面对他们所造成的灾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但是很多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天，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金华正信公证处将历史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正像王选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总是以弱者的身份寻求同情，我们要拿着确凿的证据向日本人讨回公道，我们不是弱者。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这一正义的旅程。采访中，王选还告诉记者，现年71岁的王景行，从1997年起开始对侵华日军在宁波设立慰安所的种种罪行展开独立调查，查出“宁波曾有三处慰安所遗址”。有一种责任叫做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未来负责，正如王景行老人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对这些历史进行记录，那么下一代人就可能无法知道真相。”

　　像这样的寻找搜集保存保全证据，有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由于不能产生出“直接经济效益”，所以在认知上还没有达到全体公民的高度统一，在行动上还没有达到全民族的步调一致。在南京，就发生了一场“利济巷2号”慰安所遗址的 “保卫战”。那是目前惟一被活着的慰安妇指认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其孤立在繁华街区，正面临拆迁。利济巷2号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究竟拆迁后要干什么？建一座办公大楼！专家学者呼吁保存遗址，“主拆派”却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更让人汗颜的是，去年3月下旬一份送达南京市政府的《关于保存南京市慰安所的请愿书》，起草者是日本学者西野王留美子！

　　“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是泰戈尔说过的话。7月19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在东京二审败诉；7月30日，王选来到杭州举行“历史需要真实的回忆”报告会，给孩子们讲什么是历史、真实、责任。“我其实很孤独，法庭上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出现在原告席上。支持这一‘事业’的人少、钱少，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经常陷入困境。这样的现实，是无法让人露出笑颜的。”电话中就已经听出了王选的激动。“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更不是“孤独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