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驰骋杀敌无数——　东纵的抗战岁月

　　纪实文学

　　张黎明　著

　　何与成提出要与卢仲夫他们一起随后，大队部派出副官罗振辉同何与成他们一起下山，与国民党凌团谈判。

　　天色渐渐灰黑，王作尧带领部队爬上山背，又从山背后的悬崖上冒险攀沿而下，离开了斜障山，撤到东北面一片密密的树林中。安顿部队后，他带着警卫员何通往回走了两三里，在树林边等候何与成他们。

　　何与成回到卢仲夫那边，也作好战斗准备，召开党的小组会议，把党员的笔记本销毁。国民党凌团假意同意谈判条件，拖住卢仲夫两个小队，悄悄地向四面运动，采取了包围态势。

　　何与成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带着通讯员在一个炭窟里找到王作尧，大家分析情况。王作尧要带队伍去接他们突围。

　　主力进入包围圈更危险，何与成坚决要王作尧把主力带出去，自己回去把卢仲夫队伍带出来。预感到危险的他，掏出衣袋的笔记本和一包钱还有一个烟斗:这是我的笔记本，这是同志们的党费。

　　何与成用力握王作尧的手，说罢，行一军礼，转身就走。何通送了一程，何与成脱下身上的棉衣，披在弟弟的身上，又从干粮袋里拿出两本书，一本《政治经济学》，一本《论政党》，放到何通手里。

　　从傍晚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天亮，面对那一包党费、那皮面笔记和烟斗，王作尧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上午，姚华和何通出去侦察，带回一个不幸的消息:

　　卢仲夫中队的两个主力小队损失殆尽。何与成、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叶镜源5人被俘。史称“黄沙坑事件”。

　　王作尧忍痛集合部队翻过白马山北山，在大安洞北坑隐蔽休息，大安洞北山，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此时部队损兵绝粮，国民党军封锁更紧，地下党的同志不容易进来，几乎陷入了绝境。

　　树枝上晾着干瘪的粮袋，穿着布条条一样的衣服，躺在潮湿树叶堆上的战士，种种疾病接踵而来，有疟疾、烂脚、夜盲症……王作尧不但咳嗽，脚也溃烂了。

　　没有吃，没有穿……有谁在轻轻唱？

　　“大队长！”卫生员张惠文把一个口盅塞到他手里，一口盅有点馊臭的饭。小张在斜障山忙于照顾伤员，来不及吃而留下来的饭，一直舍不得吃。

　　王作尧眼泪突然盈眶，颤抖的手一推口盅，小张跑了。

　　突然，一阵吵嚷，几个战士扶着谢愚照从树林走来。后头还扛了条丈多长、碗口般粗的大蟒蛇。原来，愚仔去采野菜，看见一个大蛇盘，天啊！蛇脑袋一仰蛇信子一伸一缩。他转身就跑，跑了几步想起饿肚子的大家，豁出去了，脱下衣服，悄悄地一下蒙住蛇头，双手紧捏蛇颈。蟒蛇发怒，翻来滚去，丈多长的身子紧紧缠住愚仔，越缠越紧。他与大蛇一起在翻滚着，力歇了，气也透不过来，但绝不能松手，这是同志们的救命粮啊！大蛇终于被卡死了。

　　炊火中，往日仅仅飘起野菜、野百合的稀汤，如今浮着一块块诱人蛇肉，王作尧把那盅“饭”也倒进蛇汤里。这一顿成为艰苦生活中吃得最好的记忆。

　　海陆工委的黄成找到他们，建议他们分散隐蔽。王作尧和阮海天、陈前商量。陈前要打一仗，阮海天清楚子弹也快打光了，还有很多同志的脚都溃烂了，要打一次胜仗，不容易……

　　听说分散隐蔽，不少人情绪低落，有人劝王作尧去香港，王作尧生气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开。

　　苦难很考验人，十多个干部和战士陆续离队。这支部队却坚持下来了，一些伤病员和女同志分散在十几个小渔村，30多位武装人员编成四个组，由阮海天负责，在海丰县骆坑东面一个红军住过的山洞隐蔽，保留下一支战斗分队。

　　1940年5月下旬，在海丰县工委书记郑重的安排下，曾生和王作尧见面了。才两个月，模样变了，曾生黑瘦黑瘦，王作尧也一跛一跛。他们拥在一起，互相感到对方的气息，这一点很真切，没变。

　　曾生抓住王作尧的手臂:烟鬼，你瘦左好多，脚点样(你瘦了，脚怎么样)？

　　王作尧连连咳嗽，边咳边说:曾大哥，你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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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了，仅仅两个月，新编大队和二大队，损兵折将，东移的决策错在哪里？离开抗日敌后战场，无法发动群众。

　　这是两支部队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曾生内疚，东移前的军委会上，讨论部队突围，自己是积极主张到海陆丰去的一个。王作尧也懊悔自己错估了形势，以为内战会全面打起来。还有合法思想作怪，不敢打磨擦仗，没有坚持在东宝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便选择了东移的道路。

　　如今部队缺医少药，弹药，粮食补给极其困难，往何处去呢？如何打开局面呢？

　　东移前的激烈争论，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这是什么？这就是廖承志说的，经验。

　　血换来的经验令这支队伍坚强和成熟，他们终于有了经验，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1940年6月初，梁鸿钧从香港带来了由廖承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转来的党中央书记处5月8日的电报。电报中指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磨擦仗。(由于部队没有电台，不能与党中央或东南特委直接联系，中央指示迟了两个月才让大家读到。)

　　梁鸿钧、曾生和王作尧又一次集中在汕尾郑重家里开会:如何返回惠东宝抗日前线？

　　6月中，曾生和梁鸿钧率领长枪队60多人，来到海丰的泗马岭村，同王作尧率领的二大队的30多名武装人员会师。100多人接着转移到大安洞北坑整训和治疗伤病员，准备由梁鸿钧、王作尧、周伯明、邬强负责带回惠东宝敌后地区。

　　6月下旬，曾生在袁庚等护送下，回到香港，向梁广汇报情况后，一方面筹款购买一批被服、药品等军需用品，另一方面动员和组织疏散到香港的同志回东江，重新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7月底，曾生筹款购置的衣服鞋子，从香港运到大安洞，几个月来，部队第一次换上新装。8月初，王作尧带领部队西返，出发前，吸取东移教训，派出何通黄天锡多次侦察返回路线，梁鸿钧还带领陈前先行，凭着一张军事地图，依靠当地的党组织，选择了避开大路村庄，便于地下党秘密掩护的行军路线，108人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从大安洞回到坪山小三洲。

　　这一片游击队曾经活动的地区，地下党和老百姓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油，盐，青菜，大米饭，杀猪……回家了。

　　8月的这一天，曾生领着东移走失打散的游击队员，背着大包袱，里面全是部队的急需用品，从盐田那头的大山爬过小三洲，也回家了。

　　小三洲一片欢呼雀跃，108位幸存者和重逢的战友拥抱在一起。你活着？以为你见马克思了。给你开过追悼会，你又回来了？他们开着这类玩笑。

　　曾生，曾大哥又开始开怀大笑。王作尧，当然，他的烟斗又开始腾云驾雾，烟叶不再是草根树叶，是真的。

　　林平，尹林平，这位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的东江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在欢呼雀跃的队伍中。尹林平的名字，从此和这支游击队生死与共。

　　一个月后，1940年的9月，尹林平在宝安布吉上下坪村主持召开了游击队干部会议，到会者约30人。曾生、王作尧、梁鸿钧、周伯明、邬强先后检查和总结东移的经验教训。

　　上下坪会议决定，抛弃国民党“新编大队”与“第二大队”的番号，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三大队(六七十人)大队长曾生；副大队长邬强。五大队(30来人)大队长王作尧，副大队长周伯明。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

　　(23)

　　图:

　　东纵战士们把一条毯子像马鞍一样绑在肩上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