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转移到上海

　　机场上停着三架飞机，除了周恩来常坐的那架外，另外两架已经关上了舱门，机舱里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高振普跟着周恩来登上专机时，一看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不由得一阵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起飞后，张树迎告诉高振普，说在武汉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主席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主席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总理

去一趟，把毛主席接出来。

　　大约飞行了40分钟后，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并不惊慌：“到时看看再说。”

　　飞机飞抵王家墩机场，一看机场跑道果然人山人海，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走下来。他没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但太烫不能喝。高振普赶忙接过杯子，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倒，让水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很快，有人给战士们送来了汽水。

　　周恩来着急，一面摇扇子，一面与从王家墩机场赶来的刘丰商量如何进城。他提议坐汽车或者直升机，刘丰都认为不安全。周恩来只好说先休息一下，等天黑下来再说。也许是着急，天好像变长了，而且越来越热，大家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满身大汗。终于等到电话，说王家墩机场的群众已经离开，飞机可以过去了。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周恩来到达王家墩机场时，机场会客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

　　原来是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工总”，压制了“百万雄师”。这一派的红卫兵和军队的造反派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这次由谢富治、王力一手搞起的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人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才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毅然决定：“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只带了卫士和医生、护士，分乘两辆吉普车，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依然很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执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喊声震耳欲聋。

　　周恩来到东湖宾馆一号楼，看见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人都在，还有一些随谢富治从北京来的院校造反派头头。他们看到周恩来来了，都抢着报告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人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及由哪些人护送等等，都做了周密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梅岭一号。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在7月20日上午，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写完信，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

　　戚本禹看完这封信后，觉得“这是大事”，不敢擅自作主，就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在这封信的落款处，不知为什么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划，决定派邱会作、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上海。在邱会作临行前，江青向他交待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听了江青的话，为了防止万一，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2点10分赶到武汉。乘另两架专机的张春桥，也于下午4点20分赶到上海，准备接应毛泽东。

　　邱会作赶到武汉之后，立即展开了“外围战”。他先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商量毛泽东转移到哪里最合适。由于邱会作早已有数，商量的结果自然是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5点多钟，邱会作见到了毛泽东，说明来意，并把那封信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打开那封信，一边看信一边笑了。显然毛泽东对信的内容将信将疑。至于这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直到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透出实情。他说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看来，那是一封诬告陈再道搞兵变的信。对于是否立即由武汉转移，毛泽东还在考虑，如果走，到哪里去？是到长沙？是到上海？还是到南昌？

　　和周恩来商议后，毛泽东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到上海。（未完待续）（摘自《解放日报》，下篇见8月24日《史海新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