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厌弃穷人

　　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些为我们的富足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穷人，应当学会感恩；对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弱势群体的人格和权利，应当懂得尊重……

　　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见解：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她建议实行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的“人口准入制度”；后来，全国人大代表、北大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教授

提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再后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则把“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加以具体化，他说：“如果北京市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很明显，这些建议所要北京市控制的人口都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穷人。

　　发表上述观点的三人都是“知识分子”，不仅学历、职称符合“知识分子”的政策性定义，发表政见的行为也像知识分子。那么，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厌弃穷人呢？

　　这三个人的言论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穷人应有的关怀，相反，他们自觉地站到了穷人的对立面。他们强调“素质”、“学历”和“收入”，以此显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在文化修养、生活品位上是高雅的，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是高贵的。在他们看来，学历低、收入低的穷人，“不配”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厌弃”。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消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念和激情。他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把民主讲坛变成维护和谋求少数人狭隘利益的平台，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表明他们已经沦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小市民的代言人。

　　总之，对于北京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些为我们的富足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穷人，应当学会感恩；对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人格和权利，应当懂得尊重；当善良的人们给他们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时，应当懂得珍惜。而社会公众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能以为“教授”、“博士”的头衔必然联系着真知灼见，不能对这些“知识分子”寄予太多的希望和期待。

　　———据9月8日《燕赵都市报》蔡永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