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首次党务交流实录：共同发表9点共识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嘉实

　　“文广局是什么机构？”

　　“和贵党的文宣部职责类似，而我们的组织部则类似于贵党的组织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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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苏州市会议中心，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与中共苏州市委的党务交流会，以这样的常识问答开场。

　　一场友好而平静的对话背后，两岸党际交流的新篇章得以开启。国台办综合局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两党交流史上第一次，也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

　　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会议新闻公报中关于“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的重要共识，自8月23日始，国共两党基层交流活动正式启动，厦门、深圳、青岛、苏州、宁波、福州等6个城市，分别与台中、台南、彰化、新竹、基隆、高雄进行交流。

　　苏州是交流活动的第四站，与前三站不同，这次不仅参与人数最多，而且首次公开了党务交流全过程。

　　如何选择团员和城市

　　7月下旬，新竹党部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公函，交待了两地交流事宜，但语焉不详。

　　到8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首批6座城市的主委和执行长开会，正式就此次基层交流作出明确部署。

　　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主委张逸华用惊讶来表达初次受命时的心情，“两岸交流不是一直由海协会和海基会承担吗？”

　　“因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两党高层达成的交流意向被耽误了一段时间，”张逸华说，“双方一直希望尽快启动。”

　　这次会上，中央党部明确了6座台湾城市对口交流，其中新竹与苏州配对。张逸华出生于江苏泰县，欣然领命。

　　最初中央党部给出的交流团名额为20人，但基层党员的热情出乎意料地高，20个名额最后扩大为40人。

　　“为尽量回避当局的压力，此次团员的遴选没有大张旗鼓，而采用个别邀请的方式，内部确认，最后以时间先后为序，先到先得。”执行长杨元勋说。

　　团员选择的标准大抵参考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意愿，二是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最终成行的团员覆盖新竹市工业、商业、服务业、党务等诸多领域。

　　也有遗憾，原定的农会参团人员最后放弃了，张逸华解释，“连战主席访问大陆后，两岸农产品交流十分活跃，台湾当局此后对各地农会施加了压力。”

　　而随行的新竹党部专职党务人员也只派了张逸华和杨元勋两人，“目前正是台湾县市长和议员的辅选阶段，人走得太多，党部就要唱空城计了。”

　　因为财政经费的压力，参访团并未邀请台湾媒体随行，每日进展由团员拟好新闻稿，再传回岛内。

　　8月10日，杨元勋先期抵达苏州，确定了行程规划、参观路线，以及会谈方向和模式。两天后，敲定了双方交流中可能达成的九项共识。

　　“中央党部指示，九项共识内容没问题，但担心岛内当局可能阻挠，因此指示不宜签署协议或备忘录，而改用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杨元勋说。

　　新竹市国民党籍市长林政因岛内政策限制，未能成行，其夫人林曾妙美代其来访，并捎来一封感谢信。

　　从初步联络到最终成行，新竹和苏州两地前后筹备时间不足一个月，可见速度之快，交流心态之急切。

　　对于交流城市的配对选择，国台办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既非随意，亦非刻意”，“大多选择在两岸交流中富有经验和拥有较多资源的地区先开展，将来不排除扩大选择面的可能。”

　　苏州与新竹，因为都有一高科技园区，早已在经济上往来频繁，目前新竹工业园区百强企业中已近三分之一在苏州落脚。而宁波和基隆的配对则因为港口城市的相似，以及宁波大学和基隆大学学术交流已久。

　　此前被有媒体称，与大陆交流的城市，依照的是国民党势力强弱的选择标准，新竹代表团对此否认。事实上，在第一批的6座城市中，除新竹和台中为国民党执政外，漳化、台南和高雄，均为民进党执政。

　　执政与改革

　　此次基层交流最为关注的当是对基层党务的探索。

　　两天的参观后，9月2日，苏州市委与国民党新竹党部终于坐到了会议桌旁，分六组进行党际交流，包括党务、民意代表、投资促进、青年妇女工作、旅游教育、服务业。

　　显然党务组最受重视，出席人员皆为两地重要领导，包括苏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领导、文广局、人事局局长，国民党新竹党部主委、副主委、执行长等。

　　交流前夜，张逸华主委对本报记者坦言，对于党务交流，虽然期待，但“心中无谱”。而苏州市委一位领导亦称，突击查看了许多国民党的资料，以备交流之需。

　　短短一天时间里，除去双方对于各自城市的介绍外，真正交予小组讨论的时间并不太多。台湾青年总商会会长宋树人先生，前次曾随江丙坤来访，此次他更渴望了解彼此党务的运作情况，“高层互访往往着眼于宏观，而基层则可更务实地尝试某些突破。”

　　“大陆13亿人口，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何以执政稳固？”这成为诸多团员的关切所在，作为对照，他们对国民党从执政变为在野，颇有感叹。

　　新竹党部执行长杨元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半个多世纪，承袭了一定的经验，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少，包含官商间联系及黑金情结。”

　　杨元勋说，“实际上，在蒋经国先生时代，已经采取了十项革新措施，甚至规定公职人员，婚丧喜宴不得超过十桌，桌桌以梅花餐来响应节约。李登辉上台后，因是民选，强调民间的关系，但民间的关系与元首走得太近时，难免政商之间的瓜葛纠缠。这种瓜葛浮在台面上，甚至影响了政局，被视为黑金，背上负面的包袱。”

　　如何在威权和民意之间找到平衡点，两者如何演化？张逸华主委相信，“凡努力过的必定会发生影响，凡走过的必定留下痕迹。”

　　交100块党费入党

　　“国民党在台湾是一党辅政，而共产党则是一党领政，两地都有相互借鉴之处。”张逸华对本报记者表示。

　　“从权力而言，国民党是在野党。就工作干部的地位和权利而言，国民党显然不如共产党，国民党是服务性政党，服务多于领导。”

　　此行，他丝毫不掩饰对共产党党务在组织运作方面的好奇，“共产党内部的管理，逐级掌控协调，从最上层到末梢的神经都能一以贯之，而国民党目前在这方面大有距离。”

　　他认为，国民党在现有状况下，如何活络它的组织、增强协调力需要积极学习。“其实马英九主席当选后，已经在党务基层组织管理上尝试改革，以往在中央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议，今后将在各地党部轮流召开，正是出于加强对基层的凝聚力考虑。”

　　张逸华介绍，国民党原先以基层小组为单位，在野后因财力紧张，再加上希望充分吸引民意，现在改为以投开票所为基层单位设一召集人，在选民中发展党员，一切以选民意志为方向。

　　而国民党的党务干部，今后将大量任用义务人员，不领薪水，全凭参政的热情和理念支撑。“这几年，国民党专职党务干部已经从3000人压至1000余人，最终目标是600人。”

　　席间，张主委指着身边的台湾青商会会长宋树人说，“这位虽然是我们直选的副主委，却不领薪水，不看公文，工作需要时，可居庙堂之高，平时脱下西装，洒扫庭除，与普通人无异。”

　　在台湾，加入国民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只需一张相片，交100块党费，填写基本资料，一周后就可以拿到党证，与加入普通的民间社团并无二致。这与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部门严谨而富有规划，加入中国共产党亦是一件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张逸华说。

　　议员的“毛病”

　　与党务交流组紧邻的是民意代表组的交流现场，相对冷清。

　　苏州市人大外事民宗侨台工委主任朱金媛与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仁宗各自介绍了苏州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竹议会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架构。

　　几天的参访后，曾仁宗对苏州市行政和党务工作的高效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台湾的民主社会付出了效率代价，在台湾，仅就骑

　　当与会的苏州市人大干部强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地方“两院一府”的监督职能时，一侧的新竹市议员郑钰瑛也抱怨在台湾“议员”的毛病，“在台湾，‘议员’往往考虑到民意选票，有时会出现做了不能说，说了不能做的情况。”

　　在总结陈辞时，曾仁宗如是归纳自己的体会，“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有着重要的领导地位，而我们台湾的‘议会’，因为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往往有生态区分，效率不够。”

　　在短暂的交流后，苏州市人大建议，在党对党的互访机制外，能否在地方人代会和新竹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之间增加交流，以期建立一个平台和机制，确定互访的制度。

　　朱金媛处长说，苏州市人大已拟好邀请信，邀请新竹市议长访问。

　　但与会的新竹市议员纷纷建议由张逸华主委代为转交邀请信，郑钰瑛说，“由主委转交，可促使国民党籍议员一致协助推动，因为议员派系间往往有矛盾，由议员个人提交，则有可能事倍功半。”

　　政党如何选干部

　　几日的访问中，张逸华连称，苏州地方干部的青年化和学养出乎他意料，“这两天看到的干部，发现他们能充分汲取西方的管理理念，贯彻执行相关的发展计划。”

　　在交流会上，他又再次以自己所见激赏苏州地方官员的能力与才干。

　　张逸华甚至提及近几年苏州主政官员屡获升迁的“苏州现象”，称赞“名副其实”。

　　苏州干部的青年化给大多数团员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充满羡慕之情，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仁宗先生说，“在大陆，这么年轻就可以主政一方，实现抱负，在台湾国民党很难。”

　　“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完备的人才退出机制，青年人难以崭露头角。”宋树人在主持台湾青商会期间，有过多次与大陆青年干部的接触，感触尤深。

　　“如此多的青年干部如何选拔，又如何监督管理”成为国民党团员在交流会上最为关注的话题。苏州市委组织部与会领导称这是“党管人才”战略。

　　他介绍，“以苏州来说，14个市委常委领导政府和各级部门，通常市长中一定有两个是常委人选，以体现党的领导和意志。人才的选拔，往往经组织部考察推荐，报市委常委会讨论，再向人大推荐使用。”

　　言毕，国民党参访团团员，不少发出恍然大悟般的惊叹声，一些参访团团员对中国共产党干部可直接进入行政部门展开了讨论。

　　团员吴章曾参选新竹市长被劝退，他说，“在台湾的地方选举，因为选票决定民主选举的最终结果，所以对选票最重视，这可以充分表达民意，但也会带来一个可能的问题——往往不是选择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选择最适任的人才。”

　　宋树人会后告诉本报记者，国民党变为在野党后，对于青年干部的培养，已经转为培养种子精英，以点带面，而不再像执政时那样全面培养。

　　他对苏州干部对自己辖区的熟悉表示钦佩，“在国民党，主委轮替频繁但往往侧重人情与民意，而忽视地方的全面情况”。

　　张逸华接着又问，“大陆几千万党员，逐级管理，如此有序，实在不简单。但自古官员，难免攀亲附贵，党内如何监督协调裙带关系，避免排队站队的现象？”

　　苏州市委副书记杜国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纪检部门，“这就好比香港的廉政公署，监控官员的经济问题和吏治腐败。”

　　大陆择机回访

　　匆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完毕，两地交流团共同发表了9点共识，包括建立两地党对党交流机制等。

　　曾为新竹市市长候选人的吴章先生，在交流完毕后抱怨时间太短，他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因时间缘故才讲个开头便戛然而止。

　　对此，执行长杨元勋显得释然，“此行重点在于建立党对党基层交流的平台，而非实质性的协议交流。”

　　而宋树人会长事后对本报记者评价：“两地环境不一样，政党的地位也不一样，学习交流固然重要，但许多措施不宜照搬。”

　　国台办一位领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阐述了基层交流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两党高层已有接触的前提下，将党际交流推向基层；其次是以党务搭桥，带动两岸民间经贸、文化等交流；第三是借基层交流以期增进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量变达到质变。

　　而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回访，国台办还未见具体安排，国台办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从两岸法律上看，党派作为民间团体，可以实行互访，但大陆回访能否成行，还得看台湾当局的态度，希望不要人为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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