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巴金”不能只有一个□曹保印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巴金先生，以无畏的勇气、卓越的胆识、始终追求真善美的信念，在他白发苍苍，业已垂暮的晚年，努力讲着真话，一刻不停。表面上，他宣称是为了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事实上，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对自己亲历的历史负责，对自己的同胞、国家和民族负责？他“讲真话”的精神，既是一个著名作家良知的苏醒，更是一个普通公民灵魂的

觉悟。

　　自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悼念巴金先生的信息，像黄浦江水一样滔滔而来。在悼念者中，既有著名文化人，也有普通民众，大家对先生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不吝华丽言辞，竭尽赞美之力。然而，透过这些赞美的华丽言辞，我却无比悲哀地想：既然我们如此倾慕“讲真话”的精神，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巴金？

　　也许，很多人会寻出种种大至社会气候、小到一己环境的理由，为自己不讲真话或不敢讲真话开脱。但是，不管这些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逃不脱“私利”二字。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根源。巴金抛却私利，只身下了“讲真话”的火海，尽管由此而涅槃成为人所钦敬的“凤凰”，可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凤凰”所出之处，毕竟燃烧着“火海”！正因为惧“火海”之威，绝大多数人依然是“麻雀”，而只有巴金成了骄傲的“凤凰”。

　　拥有真理为我们所渴望，“讲真话”却为我们所惧怕。这是一种注定只能产生“麻雀”的病态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借悼念巴金先生远去的此刻，去反盛改造、更新这种文化，可以想像，包围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弥天罗网。而一旦身陷谎话的泥沼、身负镣铐的沉重，所谓希望、所谓幸福，又将到哪里找寻？

　　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巴金，而必须有无数个像巴金一样敢“讲真话”的作家，无数个像巴金一样敢“讲真话”的公民———至少，不讲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