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角色郑邦明：徐庄人的永久记忆(图)

　　一生济贫，自己连彩照都没能留下一张（资料图片）

　　2005年7月25日，他为了救一个落水的依姆，不幸被河水吞没。郑邦明，58岁，宁德福鼎柘荣县乍洋乡五蒲徐庄人，在榕务工14年，是福州鼓山远东村磨洋河边一位普通的挑砖

工人。2005年8月，柘荣县委追授郑邦明为“优秀共产党员”，10月，他被追荐为“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二等奖”。

　　荐者感言

　　目击老郑救人的工友刘茶停：

　　老郑不会游泳，可跳下又深又臭的河水救人时，他没有一丝犹豫。

　　福鼎柘荣徐庄村村民郑家纪：

　　老郑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现场数百号远东村人，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全名。可他的故事，每个徐庄人都能说上一段，老郑为我们、为徐庄争了光。

　　英雄身后的尴尬

　　破败的土坯房里，法师敲击木鱼诵经的声音，在空旷的厅堂里低沉地回荡，黑色镜框后的老郑带着一丝淡淡的笑，隐没在烛光中。

　　10月23日上午，我们赶到柘荣县乍洋乡五蒲徐庄时，郑邦明的家人正在依乡里的风俗为他做道场。“老郑就是傻，不会游泳，还下河救人，白白送了自己的命。”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刘月仙，至今不理解老郑，“他的死，连对方家属的一句‘谢谢’都换不回。”

　　7月25日下午5时许，为了救一位落水的依姆，老郑跳进了齐胸深的磨洋河，不料，水深石滑，很快地，两人都被河水吞没。闻声赶来的工友，找到竹竿施救，可已经来不及了……

　　何依姆没救上来，对于为救人而死的老郑，依姆的家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来关照”，因为他们“没钱去表示”。没救起何依姆，老郑的死到底值不值得，刘月仙很疑惑。“老郑的事见报后，各级政府都来慰问，号召大家向老郑学习。可更多的是风言风语，说老郑没把握救人，还傻乎乎地跳下水，只是‘用一种愚昧的方式，枉送了自己的性命’，根本配不上‘见义勇为’的称号。”

　　“傻”老汉一生三次救人

　　“再给老郑一次机会，他一样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和老郑一起长大的堂弟郑邦串说这话时，口气很坚决。

　　1967年的春天，徐庄突发山洪，河水急涨。村妇王爱兰在河边清洗猪草时，不慎跌进河里。在附近除草的郑邦明，立刻扔下锄头，一头扎进冰冷的水里，把她拉了上来。如今，70多岁的王爱兰，说起老郑，还是很感激。

　　老郑第二次救人，是在1978年。那天，村民郑梅荣不小心碰了电线，双手当即被牢牢吸住。老郑刚好经过，赶上前就拉，没想到，自己也被电击甩出老远，昏迷了两个小时才醒来。郑梅荣没抢救过来，但她的家人对老郑还是心存感激，老郑却为自己没能及时救她，懊恼了很久。

　　“老郑见不得别人有事，只要能帮上忙，哪怕豁出命他也会去干。”郑邦串这么告诉我们。

　　有钱扶贫无力持家

　　刘月仙一直细心地收藏着一个装盐巴的塑料袋，“一看到它，我就哭。老郑对自己太抠了。”

　　塑料袋是刘月仙在整理遗物时，在老郑的床底下发现的，里面塞着皱巴巴的1000多元钱，有小角票，也有百元钞。“这是他偷偷攒下来，接济村里人的。”

　　“邦明4岁丧父，母亲一人带大他们三兄弟，他了解孤寡人家的难处，对村里的老人特别亲。”85岁的徐莲老人，丈夫早逝，儿子在外打工，老郑每次回徐庄都去看她，临走，总要悄悄地把50元、100元的钞票塞在老人枕下。

　　到福州找工作的老乡，没路费回家，老郑也是二话不说，掏出200元就往他手里塞。村里的老人、困难户几乎都受过老郑的资助。老郑常对妻子说，“我们在外打工，‘有钱’，多帮帮乡亲们。”

　　然而，这个挑砖工，在福州打工14年，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省房租，他寄居在远东村将军庙，杂货间的门口，几块木板一拼，垒上砖头就是床。亲人从他的木箱里倒出来的都是破衣服。他生前买的唯一一件奢侈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他前年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

　　“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青菜豆腐，10多年来，老郑被担子压得越来越矮了。”妻子刘月仙红了眼眶。“200多斤的担子，一挑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一次，挑得太重了，一头栽进船舱，右手摔折了，也不舍得歇几天。”

　　去年9月，老母亲病重，郑邦明接到消息，立即往家里赶，陪伴老人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侄儿郑家纪至今记得老郑回来看到老母病重，哭倒在病床边的情景。“在外打工，没能在老人身边尽孝，是叔叔的遗憾。”

　　寡言小青年成了徐庄的权威

　　“老郑生前从没这么风光过。”堂弟郑邦串清楚，如果没有政府和媒体的关注，郑邦明，这位六旬老汉的生命，将像他生前留下的扁担和挑过的砖头一样，让人毫无印象。

　　郑邦串和郑邦明一起长大，印象中，郑邦明从小就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玩捉羊，他就蹲在一边看，看得高兴了，他就‘呵呵’地乐，可叫他一块儿玩，他又笑着摇手。”在伙伴眼里，郑邦明是个沉闷的家伙。可正是这个一声不吭的家伙，在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了生产队队长。“那时，郑邦明才19岁，尽管他年轻，又没上过学，可他当队长，大伙都服。”这队长，老郑一当就是30多年。

　　村里的老人郑石柱用枯瘦的手，指着远处山头上成片的梯田，告诉我们，山上的20多亩荒地、1000多米半山渠都是郑邦明当队长时，带着徐庄人“一锄一锄挖出来的”。

　　村里没晒谷场，老郑在向阳坡地，平整出一块160多平方米的坪地，自己掏钱买来水泥，铺出一个晒谷场；生产队没仓库，老郑砍了自家的树木，捐给集体，又发动大伙捐钱捐树，建起700多平方米的两个集体粮仓。

　　在徐庄，老郑就是权威。“因为老郑没有私心，大家都听他的。”村民郑红弟告诉记者，“村里搞承包制分田，老郑让别人挑好的，剩下差的留给自己。”

　　文盲队长

　　两建学堂

　　“娃娃能在村里念上书，全靠老郑。”徐庄人至今感激老郑。

　　郑邦明的童年是在上山砍柴、进城卖柴中度过的，没机会上学，没文化是老郑最大的遗憾。

　　他当上生产队长时，徐庄没有学校，孩子们要走两个半小时山路，去村外上学。1978年，老郑带头在田埂边建起一座校舍，这是徐庄唯一的一所学校。“老郑挨家上门，动员村里的孩子来上学。他在村里时，是徐庄小学最鼎盛的时期，村里的28个孩子都来学校念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土木结构的校舍已经破败，村里着手建新校舍。这期间，几十个学生就聚在村民家上课。然而，3年过去了，村民的集资款用完了，校舍没法封顶，很多孩子索性不去上学了。

　　看到孩子们辍学，老郑急了，他瞒着妻子，借来5000元，投入建校。妻子知道后，和老郑大闹一场，一个多月没理他。但村民被感动了，拿出了家里卖猪的钱，甚至给女儿办嫁妆的钱，终于建成了一座500多平方米的新校舍。看着孩子们回到宽敞明亮的教室，沉默寡言的老郑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建好的两层小楼离老郑家不到两百米，“老郑总喜欢在学校外面的小路上，一边背着手来回踱步，一边侧着耳朵听孩子们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