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为何需要阳光财富

　　■富则见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利己利他兼顾■理性经济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统一■立体财富观关键在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此外，贫富分化、公平失衡、为富不仁等现象同样令人担忧。

　　对此，经济学专家认为，对经济资源进行二次分配，让财富像阳光一样普照到社会的每个领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社会学专家则认为，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综合的立体的多维的发展观和财富观。

　　富则见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近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最大的不足是什么？肯定有一部分人会回答，是社会发展的滞后。”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这样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两个鲜明的层次。穷与富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处理不好，危机四伏。孟子说，贫则见廉、富则见义。我们今天倡导阳光财富，就是要倡导富则见义。”

　　邓伟志说，“义”首先是指走正道，致富要靠劳动。唐代诗人姚崇有句话值得记取：“与其浊富，宁此清贫。”“义”还包括帮穷。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者应尽的义务，是先富者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邓伟志分析道，先富的“先”，有的是以牺牲贫困者的利益为代价、为前提的。从分配的某些角度认识，先富者帮后富者也是一种退赔，是经济资源二次分配的一个方面。如果说第一次的按劳、按资分配是合理的；第二次的按人性论、按道德准则的分配既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从市场经济上讲，也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购买力。先富者要发展，还要依靠后富者的辛勤劳动。没有后富者经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先富者难以更富。

　　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实现整体利益

　　什么是阳光财富？毋庸置疑，答案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共同富裕，按照经济学原理，是要创造财富在先，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二次分配，让财富像阳光一样渗透到社会每个领域，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时，才能达到共同富裕，此时，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基本具备。

　　“市场经济一开始都是鼓励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没有效率就没有财富，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称之为理性经济人原理。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始宣扬效率优先，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要原因。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生平著作《国富论》宣扬利己论，也是这一基本原理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告诉记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经济学家都提倡先创造财富，再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后，还有一本宣扬利他论的巨著叫《道德情操论》，这两本著作并不相互矛盾。因为当个体利益竞争到一定程度，竞争就会出现异化，即财富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多数的普通个体创造了财富，反而成了财富的奴隶。这个阶段，个体的自由竞争忘记了以人为本，因此需要考虑更多的是宏观问题，即全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

　　袁钢明说，大经济学家们最后谈的都是伦理，即在个体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说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先创造财富，然后进行财富的二次分配，才能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统一

　　８００多万元的宾利在中国市场上供不应求，但非典时期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７７０余万元捐款。财富，不仅要取之有道，还要用之有道，才能称为阳光财富。在财富的取和用之间，社会学家认为，两者是可以实现统一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庞绍堂表示，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为人谋福利。这一观点，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已清楚体现。

　　森在书中提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森所说的自由是指人们在所处社会中，不仅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而且也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进一步自由，是实质自由。实质自由一方面除由法律法规来保证外，一方面又涉及在发展中要实现的、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资格”，比如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

　　庞绍堂说，森的理论关键在于：从理性经济人导向高尚伦理道德，其充要条件是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法制监督等。只要有社会民主化做保障，完全可以从理性经济人出发走向高尚的伦理道德。这一理论归根结底讲的就是政治文明，在有政治文明保障的条件下，理性经济人和高尚的情操道德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立体的财富观

　　只讲究效率的财富是平面的，也是有欠缺的，效率和公平兼顾的财富观才是立体的，完善的。

　　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讲究效率，更要注重公平。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袁钢明告诉记者，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历程中，片面注重经济快速增长，忽视了公平，导致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他们采取高额累进税制、遗产继承税等措施进行再分配，重视社会保障，缓和阶级矛盾，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经济资源的二次分配已是当务之急，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

　　邓伟志认为，解决公平问题，首先经济结构要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调整，包括增量、增速；轻工业、重工业之间要协调；一、二、三产业之间要协调。其次，经济政策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这一点当务之急一要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积极”不是可有可无。技术密集型企业固然好，但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有利于就业。二要用税收杠杆增进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和谐，提高遗产税、所得税，降低利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要在政策上向穷人倾斜。再次，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社会事业投资要与ＧＤＰ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