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琼：我走了，谁还能花1元钱看病？

　　前言

　　为了帮助农民工看得起病，杭州退休女医生赵华琼自己出资开办了一家民工医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家民工医院目前濒临困境。为何赵华琼的“爱心”行为难以长久维持？为何民工医院会陷入财务危机？记者最近对此事进行了深入采访。

　　勇气：卖房子办起“民工医院”

　　今年58岁的赵华琼是一个嗓门有些喑哑、面容有些憔悴、个子不高却走路很快的女医生，退休前是杭州市一家国营制鞋厂医务室的普通医生。更早以前，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她还在浙江括苍山区做了7年的助产士，爬坡上坎地帮农村妇女接生。“山区缺医少药，农民们缺乏必要医疗的种种惨状一直在我脑海里忘不了。”这造成了赵华琼生命里的许多遗憾。她说：“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帮助他们。”

　　这样的“机会”来了。赵华琼在杭州市区曾拥有两套房产，趁近年杭州房价飙升的时机，她把那套原本打算给儿子结婚的房子先卖了100万元，又用现在一家人仍住的这套房子抵押贷款50万元，然后于去年10月自费开办了被杭州当地的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个民营民工医院”的“崇一医疗门诊部”。

　　赵华琼退休后，曾短时间亲身接触过医药销售，发现在国内现行的医疗体制内，有些人一夜之间暴富的可能太大了，而这实际上是以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为代价。“在大城市，一个民工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看一个感冒就要花两三百，你说他有病怎么敢去看？不敢看不就只有回家等死吗？”看到这么多穷人还看不起病，她开始想，一定要做一个医院，哪怕你只有1块钱或者没有钱，我也要帮你治病。

　　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赵华琼在开业伊始就宣布，“在全国都杜绝不了的医院科室承包、医生收受回扣，在我这里坚决不做。”她信手写的一段“心里话”，则被工整地贴在了门诊部的标牌上：“民工朋友们，你们为我们这个城市付出太多了，让我们也为您付出一点！你们的生活太艰苦了，一场疾病会使你们立即进入贫困线，让我们也为您奉献一点！”

　　无私：“强行”免费给困难群众看病

　　在外地和杭州间开货车的司机王世国舒服地斜躺在椅子上，赵华琼让护士给他换上新盐水，药费共8元。王世国说，此前去另一个离家近的医院，已经花掉了50元，“我又专门到这里来找赵医生了。”王世国微笑着说。安徽民工小潘带着妻子和儿子也来到了“崇一”门诊，他说，“别的地方卖10块钱的药这里只卖5块，我们这一带的民工都知道。”“崇一”门诊部的药房员工许淑苹说，低价的秘密在于，“赵阿姨不但让我们不收挂号费、诊疗费和一些常规检查的费用，就是药品价格也是能低就尽量低。”护士黄敏则表示，别的医生划价已经够低了，要是赵华琼开药，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很多药就直接开成本价，要是看见病人是穿着很差的，甚至干脆就不收钱，白送了。有个得了尿路感染的民工，在杭州某医院化验花了400多元，配了三天的药花了1800元。当他拿着药到“崇一”门诊来输液时，赵华琼发现，那家医院药单上开的洛美沙星、头孢噻喹舒巴坦纳等药，价格分别是110元和130元，而在“崇一”门诊，赵华琼平时只向民工收12元和18元。

　　医生们说，赵医生不但坚持低价医疗，对于没钱的病人，她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让人家接受治疗。今年夏天，一位当建筑工的老人把脚踝扭了，没过几天整个小腿都肿起来，甚至没法走路。他来到“崇一”门诊看病，说只要贴点药膏就行。赵华琼一看，说不行，这是严重的感染，要输液。老人表示没有钱，拿起药膏就出了门，赵华琼追出去拉住他说，“我不要你的钱，你明天一定要来这里挂水（输液）！”老人拗不过，只好答应了。第二天他空手而来，而赵华琼则高兴地为他挂上水，直到三天后浮肿消失。

　　去年门诊刚开业时，一个声称胃痛的女工到门诊来看病，赵华琼诊断为胃出血。女工为难地自己说没有什么钱，想在门诊随便拿点药吃吃就算了。赵华琼坚决反对，并当即从收银台拿出当天收的3000多元门诊费，拉着女工乘出租车直奔大医院。“这样的事我上班都遇到好几次了，两三千的给，而且连人家究竟是没钱还是没带钱都不问。”药房员工许淑苹说，医生们也劝她，送别人钱“意思意思”就行了，把收的钱全送出去，给别的病人零钱都不好找。赵华琼却说，“没办法，我就是看不得有病没钱治。”

　　因为民工流动性大，赵华琼帮助过的人，大多数她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是一面之交，而且以后也不一定能再见到。在护士黄敏的记忆里，最熟悉的一个病人应该算20岁的四川人小王了，他有哮喘病，每年春秋季节交替时就要到门诊来看四、五次病。他没有钱给，赵华琼也从不介意，每次来还留他顺便吃完饭走。有一次过节，小王拿了点钱，还买了一束花到门诊来感谢她，没想到却被“骂”了一顿。赵华琼说，“乱花钱买花，为什么不多存点寄回家？”最后她勉强留下了鲜花，钱则坚决退给了小王。“有时候我们都在思考她为什么这样做，但总是想不通。”黄敏说。

　　愤怒：对医疗“黑幕”深恶痛绝

　　赵华琼手下的10多名医生和护士都叫她“阿姨”，这种情况经常搞得来看病的患者傻傻地乐，下次再来时干脆也改口叫她“阿姨”了。“阿姨”是一个听上去相当温柔的称呼，但这不代表赵华琼是一个只会温柔的人。她也发火，而且绝非一般：“中国医疗改革最关键该改什么？是改人，改医生！你去问问，现在有多少医生敢拍着胸脯说没收过回扣？现在又改得怎样了？”“这么多穷人不敢进好医院看病，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婆子，却要孤身一人站出来帮他们治疗，我可以不挣钱，但我手下的医生也要吃饭，不然怎么会有人继续帮他们？”“有些个体医生就是要整我，天天写举报信说我违规行医，还打匿名电话威胁我，为什么？我破坏了他们挣钱的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大多数病人的盘剥上的！”“一些政府部门也不理解我，他们看到我一个碗摆在桌子上也要罚款。为什么？他们以为我赚了大钱没孝敬他们，他们以为我办民工医院是做秀。我问他们，怎么别的很多医院有违规操作你不去罚，他说我没看到！”……

　　渲泄着心中的愤怒，赵华琼哭了。

　　一个民工带着小孩来门诊看病，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开刀已经用了5万元钱。孩子家长说，赵医生，我实在没办法，我去不起大医院，就到你这里挂盐水消消炎。因为没有单独的儿科，赵华琼起先不肯看，但因实在没法拒绝他们的请求就看了。结果刚巧遇到区卫生局来检查，并被当即处以罚款。赵华琼说，这是民工的孩子，我不给他看，他回家就是等死。她请求卫生局给一次改正的机会，但结果1000元罚款还是交了，她也流下了门诊开业以来的唯一一次眼泪。

　　在门诊部总服务台后墙面的正上方，挂着多张赵华琼在北京参加一个表彰会议时和一些领导同志的合影。细看发现，她竟然还是“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赵华琼呵呵笑着说，“优秀”不好说，但全国最穷的民营企业家肯定是我。那次上北京开会，别人可能是乘飞机来回，她是坐硬座火车，啃着方便面去的；与会者本该缴纳7000多元的会务费，并统一在酒店食宿，结果她选择了住30元一晚的地下室，只把材料寄存在了会务组。

　　赵华琼说，把荣誉挂在墙上，是让来看病的老百姓相信她不是一个游医；而医生们都知道，罚款事件打击了她强烈的荣誉感。

　　坚持：再卖房挽救“民工医院”

　　即使是在财政紧张的日子里，负责收费的会计们也经常感到尴尬，因为赵华琼会突然走到她们跟前说，“这个人的药费再少收20块”，其实本来全部医药费就只有几十块（最低的已缴药费有1块5的）。何况这是往往钱已经放进了钱箱，拿出来退给人家，好像是会计出了差错。

　　但她有时候又似乎是一个相当“吝啬”的人，手指划破了，有医生随手把2角5分钱一张的“邦迪”创可贴递给她，她却摆摆手，自己去拿了张1角钱的普通创可贴粘上。

　　赵华琼很忙。但对她来说，也许这样的忙碌已不会持续多久了。“一年的房租24万，还借了一个中介公司的高息贷款50万，七七八八的加起来近百万，下个月全都到时间该还了。我不想让这个民工医院破产，但现在还有谁可以帮我？”“崇一门诊”每月需在房租、员工工资方面支出8万元，但赵华琼说，门诊收入连这个数目的一半还不到。“当下最要紧的是卖房子，赶快把住的这套房子也卖了，就能挺过难关了。”这是她最后的家，说到卖掉，她的表情自然得像在谈论别人要卖房子。赵华琼的家里没有人反对，丈夫已经去世，而懂事的儿子仅仅说，妈，你要注意保重身体。

　　赵华琼说，杭州这么多富人，她也试图说服他们参股，或者期望政府能给予帮助。但目前希望渺茫。“我坚信两句话”，她说，“第一，只要不破产，我就一定要在这里干下去。第二，这个医院只要存在，就算一切都要变，药价还是不会变。……我走了，谁还能花1元钱看病？”

　　黑幕：把病人当成有钱人

　　为何赵华琼的“爱心”行为难以长久维持？为何民工医院会陷入财务危机？按照她本人的说法，一方面被沉重的贷款利息拖累，另一方面是她坚持若干项检查化验一律免费，并坚持药品的低价销售，从而出让了最大的一块利润空间。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同业者的认可。

　　杭州某医院的一名资深医师认为，医院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以病养病”，从而实现医院资金的有序循环和增长。他表示，这个逻辑看似合理，实际上给了医生许多“活动”的空间。“很多医生都认为，病人就是有钱人。你给他开最好的药，不但能保证治好他的病，自己也可以多拿提成。”在这种“双赢”的心态支配下，大部分医生怎会不去选择开高价药？

　　假如说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部分病人尚有能力应付高额的医药费，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量低收入的病人则成了当地医生提高其个人收入的“牺牲品”。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李建水医生目前担任四川省南充市一家医院的病区主管，他说自己这个级别，每月工资、奖金和加班补助加起来共计5000多元，但实际上有许多普通医生的收入达到了1万多，一些科室和院领导则能拿到更多的收入。“走过场的药品招标制度和混乱的药品管理是关键问题，表面上穷人和富人享受了相同的优质医疗服务，实际上是把穷人逼到了不敢看病的处境”。

　　在离“崇一”不远的几家药店里，记者曾打听去这个门诊部怎么走。只有一家药店的老板指了指正确的方向，别的都很干脆地说不知道。“他们都看不惯我，很多次写举报信的就是这些人，威胁我的也是他们。不过我不怕，他们整不倒我。”赵华琼说自己虽然身在医疗界，但时时有将被抛弃的感觉，“没办法，我这么做就是在断他们的财路。但我也是为了老百姓好啊！”

　　因为误会，“崇一”甚至遭到了一些病人的“离弃”。“那是一些过分热心的媒体，把我们医院吹得多么多么好，结果反而把病人吓跑了。”赵华琼曾听病人们说，你们现在出名了，看病的人档次高了，药费一定不会少了吧，我们不敢来了。这又费了她不少口舌去解释：“千变万变、药价不变。”

　　破题：老百姓咋才能看得起病？

　　记者走访了杭州市一些医疗界的人士，他们普遍认为，从国外的经验看，公立医院是政府铁定贴钱的，私立医院则走的是高端服务路线，是赚钱的。但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公立医院大多只能在一些项目建设上得到财政支持，大部分支出需要自力更生搞“创收”，这也是为什么普通老百姓不敢去正规公立医院看病的原因。而赵华琼是在以一己之身，代替政府行使福利医疗的做法，若无政府的大力支持，前途很难预测。

　　除了“崇一医疗门诊部”，杭州还有一家公立性质的民工医院———“下城区民工医院”。在较早前，这家医院的负责人曾对外声称，医院的运作是“财政补助一点、社会援助一点、医院克服一点”的方式，因此还可以维持。

　　李建水博士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应控制药价虚高、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面之外，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医院应建立“分区制”。他说，现在公立医院治疗条件好，病人首选的目标肯定是公立医院。但在入院以后，又往往遭遇到医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的待遇，有苦说不出。因此，医院应按照不同的消费标准和医疗标准，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病人划分若干不同层次的病区。同时，为确保不同病区的病人都可以得到较好医生的治疗，医院可以实行医生的定期转区应诊制度。

　　赵华琼对“崇一医疗门诊部”的未来也已有所考虑，就是对现有的门诊部施行“分身术”，建立分店。一来减少租房面积，二来可以把已经颇具知名度的“崇一”品牌推广到更多民工聚居区。但她也注意到，目前我国对于成立私人门诊有严格的规定，包括面积的规定。“如果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可以建专科门诊，统一用‘崇一’的牌子，而45平方米以上，200平方米以下只能用医生个人的名字建私人诊所。”她认为，自己手下的员工虽然富有爱心，但经济上并不宽裕，不可能都去开200平米以上的门诊。赵华琼说，“如果国家能对相应的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也许像我们这样想为群众做点好事的，可以自力更生地克服困难，而不必像现在这样被动。”（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