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保证相对公平--一个教育局长的无奈宣言

　　国际在线消息：“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底线是不让农村学生因为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江苏南通市教育局局长王炎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无奈宣言，这源于他眼前的两难困境：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越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看着这位理想主义局长深受“两难困境”的困扰，我突然想到硬币的另一面：如果这位局长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随波逐流的务实者，这种“两难困境”就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不作为”和满足自身贪欲最好的掩护、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这个“困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各地的教育局实际上根本把握不了教育问题。在国家投入不足的大背景和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似乎绝大多数的教育问题都可以归于“投入不足”。让一个人或一个部门为自己根本无从把握的问题负责是非正义的，所以教育部门实际上享受着“无须为教育问题负责”的权力。

　　这种“无从问责”的结果是，教育管理者只掌握着权力，而不需负多少责任——这种体制环境，对一个官德高尚的人来说，他会凭着自己的良心竭力“保证相对的公平”；而对一个官德败坏的人来说，这是借公权牟私利的最佳土壤，因为无论教育问题如何恶化，都有“投入不足”作为掩护物，都有“这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来推卸，教育成为无责任产权“公共墓地”，滥权会成为必然。这就是很多地方教育腐败日益严重的症结所在。

　　那位“理想主义局长”还说：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越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这些话既可作为高尚者的“墓志铭”，也可以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主动地利用特权，迎合特权，将手中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将公共资源出卖。

　　这便形成了中国教育界特有的奇观：一方面是一些以张保庆为代表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冲突中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一方面是一些教育蛀虫，借着制度漏洞推动和制造各种乱收费，教育问题在破窗效应下日益严重。

　　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一个理想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善意话语中，让人更多看到的是可怕的另一面：“凭着良心办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更多的人能做的将是保证绝对的不公平，绝对地滥用教育权力。(作者：曹林)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