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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物价局原局长制止乱收费受阻三度辞官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02日06:03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 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如今赋闲在家。其在任期间因调查并制止教育乱收费遭到阻挠,于今年4月初向市领导提出辞职,理由是“外部工作环境恶劣”。

  此后,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权被变相取消,省物价局补助市物价局的30万元经费被财政部门扣留。6月24日,阜阳市市委通知张洪钧,调他到市供销社当主任。张洪钧再次提出辞
职,但没有被接受。

  7月25日,张洪钧在刚刚担任市供销社党组书记和主任之职后,非常执着地第三次提出辞职,终获批准。

  他在《辞职申请》中谈及辞职原因的几段话耐人寻味:“外部行政环境极其恶劣、正常开展工作受到种种限制、个人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不受支持……我不得不选择自愿辞职”。

  张洪钧1998年曾被评为首届“安徽优秀青年卫士”。4年前,他曾是阜阳城内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之一。去年,他在物价局开展的机构改革得到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的肯定。

  今年年初,他主持的市物价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还受到省委督导组、调研组的表扬,全市80多个单位前往学习经验。本报记者 黄勇

  监督教育乱收费:折戟阜阳

  本报记者 黄勇

  本报阜阳11月1日电 涉及6个县(市、区)的20多所中小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违规超收学生费用200多万元,另外还有近千万元应该上缴的资金长期沉淀在学校。

  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因查处此事遇阻,不堪压力辞职。近日,记者对此事件进行了追踪调查。

  “电脑教室”项目确立了“教育部门主导+物价部门监督”模式,但挡不住乱收费暗度陈仓

  2004年12月,阜阳市物价局历时1个月,对该市中小学“电脑教室”收费情况的专项调查终于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调查结果证实了一段时间以来学生家长和部分教师频繁举报的情况。

  从2002年秋季开始,为了推动电脑和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安徽省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推出了“中小学多媒体网络电脑教室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相关的中标企业先带资建设学校的电脑教室,学校依据投入情况向学生收费,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还企业的投入。

  让企业感兴趣的是,在这个项目上,可以大批量地营销自己的产品,往往一个地市的订单签下来,就是几千万元的销售额。尽管资金回笼需要等待,但有政府部门的信誉,他们放心。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感兴趣的是,可以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提前发展电脑教育,借此足以说服学生和家长掏钱。

  项目一经推出,多家企业主动上门与教育部门签协议,项目在多个地市迅速铺开。最多的地方,一期项目覆盖的学校就有近百所,建设电脑教室100多间。

  在涉及收费问题上,相关部门对该项目的操作应该说是慎重的。项目实施一开始,就设计了“教育部门主导+物价部门监督”的模式,并特别约法三章:

  第一,多媒体网络电脑教室收费资金按照“收费还贷”的原则由学校代收,学校代收后必须按时、全额上缴所属教育局,由教育局集中归还带资建设企业,学校不得与带资建设企业直接发生资金往来;

  第二,收费实行公示制,最高限额为每个学生每学期50元,累计收费期限不得超过6个学期,具体标准、期限由各市物价局根据带资建设企业与当地教育局签订的项目合同总金额,按学期核定;

  第三,带资建设企业的投资收回后,学校应立即停止收费,否则按乱收费处理。

  实际操作看上去更是“天衣无缝”:学校收费情况有报表,市物价局布置各县(市、区)物价局对各个多媒体网络电脑项目学校逐个建档,收费情况报表均由经办人签字,学校加盖公章,经县(市、区)物价局审查后报到市物价局。

  然而,尽管有了如此多的规矩,但谁也没想到,在学校收费政策普遍紧缩、学校办学经费又普遍紧张的大背景下,“电脑教室”项目撕开了新的收费项目的口子,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上演了一桩桩暗度陈仓的把戏。

  阜阳市物价局检查的结果历历在目:

  有学校不在“电脑教室”项目建设之列,借机搭车收费。更多的是所收费用已超过企业投资,依然在收:“重灾区”界首市(阜阳市辖)5所中小学校就多收了145万多元。有的学校在市物价局下发停收通知后,依然不罢手:太和赵庙中学和临泉县庞营中学在今年春季开学之后,再次多收14.41万元和8.927万元。

  令人担忧的是,学校对该项目的收费资金没有全额上缴教育局用于还贷,近千万元资金留在阜阳市三区四县(不含资料不详的阜南县)的上百所学校。具体使用情况外人很难知晓。按规定已经上缴教育局的资金,还不够归还企业的投资。

  教育部门强烈反弹:照这样检查我们没法生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阜阳市物价局在今年初毫不犹豫地下发了相关文件,重新划定允许收费学校的名单及收费标准,停止23所学校继续收费的权力,同时提醒教育主管部门,及时做好项目资金的收缴和管理工作。

  张洪钧向记者介绍,考虑到毕竟是“内部”的事情,市物价局也无法依法处罚直至罚款,只能下文规范,要求停收。

  但令人意外的是,来自阜阳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反弹很强烈:照这样检查,教育部门无法生存!部分学校校长、教师要到省里上访。上级机关说,照这样下去今后在阜阳什么项目也不安排,等等。

  从今年年初以来的半年多时间,教育部门一直坚持否认一些学校乱收费、超收费的现实,并上报上级机关,痛陈“三大现实”:10所被物价部门停止收费的学校仍有欠款;32所学校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人数和收费价格,不能正常运转;另有35所学校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预期不能完成收费。

  阜阳市教育局一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学校经费的现状是除了人头费就所剩无几。因此,尽管按照电脑建设项目的文件规定,只能收完电脑教室投资的钱,全部还给投资商,“但现实是教室建起来了,总要装修,要防盗,要装空调,还要维护;运转需要电费;还有学校普遍缺电脑教师,需要引进,这也需要钱。一股脑儿的事情,下面没有经费,学校只能从学生头上收,只能让学生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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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阳物价局: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好大喜功负有责任

  在教育部门的强烈反弹中,阜阳物价部门反而又发现了新问题,他们认为,负责项目申报把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好大喜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物价部门进一步审查发现,当初申报的时候,有的学校上报的学生数与实际在校的学生数差别很大,导致不符合项目条件的学校也上了,该上小教室的上了大教室。

  如阜阳市区一所中学上报学生数1086人,实际学生只有653人,应上一间30座的“电脑教室”,结果上了一间64座的;界首市一小学实有学生221人,上报406人,实际不具备上项目条件。正是这些“谎报军情”,造成预期不能完成收费的严重后果。

  令人费解的是,问题尽管如此明显,教育部门的反弹与抵制还是收到了效果。阜阳市有关部门采取了“和稀泥”的办法,名义上组织物价、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合对此事进行调研,实际上却又指令:今后物价部门进行的专项检查,必须得到上级部门的同意。

  走过场式的调研实际上在今年3月下旬已经结束,但解决方案却迟迟没有。一直到了今年秋季开学之前,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压力下,阜阳市教育主管部门召开了会议,终于承认少数学校有超收费用的情况,并要求涉及的几所学校在新学期开学前退款。

  焦点对话 张洪钧:我为何挂冠而去

  本报记者 黄勇

  两封署名举报信转了个圈又回到了个别领导手上,把我逼上辞职“绝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阜阳,像你这样的正处级现职干部辞职,以前有过吗?

  张洪钧(以下简称“张”):印象中从来没有,所以很多人听说后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自己觉得很正常。为什么不能辞职?!

  记:辞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是怎么下了最后决心的?

  张:明知违规依然继续超收。学校自说自话,明明是二期学校,却又扯上了三期,为乱收费作遮掩……一场严肃的收费检查之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混乱,让人实在看不下去。

  记:听说你还写了举报信,能透露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张:从今年4月开始,我在向上级提出辞职的同时,将阜阳市物价部门在检查教育乱收费中遇阻的情况写成署名材料,两次通过正常的信访渠道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但令我没有料到的是,署名的举报材料转了个圈,回到了阜阳市一些领导的手上。这实际上把我逼到了“绝路”上。

  教育部门的反弹得到个别市领导的支持,这是我最大的压力

  记:有评论说,你是因为不堪压力辞职的,你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哪里?

  张:检查结果公布以后,没想到教育部门的反弹那么强烈,更没想到他们的反弹会得到个别市领导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压力。

  记:“个别市领导”是如何表示的?

  张:记得是年初的一天,一位分管教育的市领导要让我为检查乱收费的事情写检查,我和他发生了争执。我当时实在被逼急了,就说,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文件规定,我就引咎辞职。当时这位分管领导也火了,跟着就说,如果物价局做得对,我就引咎辞职。最后,受批评的是我。

  物价局办公经费被一再“暂缓拨付”,到7月上旬,财政账户总共只有0.9元

  记:你们的价格检查权真的被剥夺了吗?

  张:虽然没有正式下文取消我们的检查权力,但市领导口头上说得很清楚,以后不管什么价格检查,都要首先得到上面的批准,我们依法执法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你知道,基层领导的一句话,就是“圣旨”。

  记:除此之外,听说市物价局的经费被扣留了?

  张:是的,办公经费令人难以置信地一再被暂缓拨付,申请正常办公经费的6次报告都石沉大海。因电费欠缴数月,物价局从今年6月起被数度停水停电。最紧张的时候,工作人员只好将办公室的电脑搬回家中继续办公。6月起,市电信公司4次催促物价局缴纳电话费,并于7月2日发出了“诉前通知”。

  到7月上旬,物价局财政账户仅剩下0.21元,加上老干部费用总共是0.9元。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阜阳市物价局本身的运转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局长不是成了空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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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递上《劝辞信》,奉劝个别领导引咎辞职

  记:你除了递交辞职申请外,还有什么别的举动吗?

  张:8月1日,我给那位分管的市领导递上了一封《劝辞信》,是当面到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递交的。我强烈建议这位领导也引咎辞职。

  记:你在《劝辞信》中是怎么说的?

  张:我写道,在阜阳上学的学生大多是农民的孩子,他们还非常贫穷,能让大家都有学上,才是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向学生多收费才是支持教育发展。虽然只是50元,但对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讲,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啊!

  仅就教育来讲,如果只注重学校和教育局的利益,对他们的乱收费行为听之任之,就是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阜阳的教育事业将会被葬送。

  在一系列的压力之下,我现在是自愿辞职。你也应该面对事实,兑现你说过的话,主动引咎辞职。

  辞职之后,女儿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爸爸是个普通公务员

  记:辞职之后有什么感慨吗?

  张:我女儿在大学法律系读书,同学问她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她过去都不好意思说,因为出过王怀忠、肖作新这样的一批贪官,影响了阜阳官员的形象。现在,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爸爸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记:辞去领导职务之后你主要做什么工作?

  张:我还是供销社的国家工作人员,我还要做事,我主要是到基层搞调研,为基层群众做些事情,另外抽空多读点书,给自己充充电。

  官场潜规则挑战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程刚

  面对来自“个别市领导”和政府同僚的强大压力,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以个人请辞的激烈方式,表达了绝不妥协的立场。“表面上看,这是张洪钧个人对当地行政环境的一次抗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的矛盾和冲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伟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张洪钧领导阜阳市物价局检查教育乱收费,符合《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当地有领导通过“上收”价格检查权,进而发展到“卡”正常办公经费的拨付,变相阻挠物价局行使价格检查权,则无疑属违法违规行为。

  合乎法律规定的严正执法为何被不合法律规定的潜规则“打败”?在杨伟东看来,正是物价局的严格执法触及了包括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一个庞大利益体的切身利益。

  对很多经费紧张、负债累累的中小学校而言,允许为建设“电脑教室”向学生家长收费,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搭车收费”的机会。学校以种种名目超收上来的钱,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而学校快速推进“电脑教室”建设,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一大政绩。此外,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亦促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利益代言人。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惜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家长的利益;主管教育的“市领导”甚至不惜动用一种公权力来限制另外一种公权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然会维护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长官意志决定了张洪钧抗争的最后结果。”杨伟东说。

  在杨伟东看来,目前法治政府目标尚未完全达成,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端不上台面的潜规则真正在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规定,当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时,下级可以提出质疑;如果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时,下级必须服从。“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普遍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对抗上级。张洪钧是少数坚持原则的官员中的一个。”杨伟东说。

  “张洪钧事件”经媒体披露后,也有人认为张洪钧“愣”:这种事情哪里都有,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必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险?

  “如果他选择妥协,那么这起政府内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压根儿就不会被公开化,而会像以往那样被潜规则和长官意志消化掉。”杨伟东说。

  杨伟东表示,只要政府存在不同部门和部门权限的划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往,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能发挥作用,再加上首长权威的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被内部消化,很少公开。旧有协调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法定规则,不够规范,效率低下,更多地依靠长官权威发挥作用。

  近年来,从李昌平请辞到张洪钧请辞,一系列政府部门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被逐渐公开。杨伟东认为,这表明,我们现有的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重建政府内部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更多地依靠规则治理而不是让长官意志发挥作用。”他说。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种规则应该能让政府内部各个分立的行政机关做到协调配合,让政府作为一个整体高效运转,同时又能实现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换句话说,一旦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出现类似阜阳市教育部门的违规行为,这套规则马上就能启动,加以制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指望某个“清官”靠个人良知站出来进行对抗。

  “这也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必然要求。”杨伟东说。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切断行政管理部门与所管理行业、行业中的组织的直接利益关系,尽量淡化行政机关的利益色彩。如此,才能在行政效率和实现公正之间尽量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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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校既不退款也未公示

  本报记者 黄勇

  没有了阜阳物价部门“针尖对麦芒”式的监督,校方单方面的公开退款行为的公正与透明便失去了制度保证。

  记者日前在界首市一所小学暗访中发现,这所2003年春季开始实施项目的第二期项目学校,经物价部门查实,截至今年初,多收费用近41万元。但今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张贴在公告栏的退款《公示》中,多收费用的数额最终变成了不到6万元,平均每个学生仅退款15元多。扣除的费用包括电脑教室的装修费、电费(没有注明经过任何部门的监督和核实———记者注)近10万元外,还有一项是归还“三期项目欠款”12万多元。

  但记者随后从权威部门拿到的《阜阳市第三期电脑教室项目学校名单》,却发现上面根本没有这所学校的名字。这完全是一笔无中生有的欠款!

  而在另一所被查实多收了46万多元的学校,记者连这样的“公示”也没有看到。这所学校的多名家长告诉记者,根本没有什么退款的事情。孩子到底为电脑课交了多少钱,记者采访到的家长中,没有一个能说清楚。

  记者手记 感谢规则

  黄勇

  作为一名关注教育多年的记者,在这一次的暗访经历中,我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能读懂那些全是一堆枯燥数字的收费档案,和那些以往明知有问题但却没人能看明白的《收费公示》。此前,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被蒙蔽。

  我要庆幸几年来媒体对教育乱收费问题毫不懈怠的口诛笔伐,使得全国从上到下对教育收费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游戏规则———“一费制”。如此,让许多乱收费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无法捉摸。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与阜阳市物价局局长辞职直接相关的此次“电脑教室”建设项目。正因为有关部门在实施项目之前订好了规则,并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的框架,让物价部门得以提前监督,才使得发生在阜阳的教育乱收费问题浮出水面,并清晰地、无法辩驳地摆在人们面前,而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的抗争和辞职,也才显示出其悲壮与分量。

  感谢规则,感谢规则的制定者。感谢他们让失去规则的混乱能够最终大白于天下。

  我更想急切地告诉大家,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了物价部门“针尖对麦芒”式的监督,校方单方面的公开退款行为的公正与透明是如何失去的。

  这样的现实让我生发出一个发自内心的愿望: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许多涉及民众权利的领域里,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读懂规则、理解规则,进而看透对规则的违犯和践踏。我想,实现这一愿望的前提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建设和完善规则。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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