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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之传媒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02日18:24 新周刊

  广州是窝巢,北京是翅膀,上海是一片新天空

  对城市来说,传媒人流向是其盛衰的指南针。对传媒人来说,选择城市就是选择梦想。

  文/黄俊杰

  资深传媒观察人朱学东说,如果他年轻得可以再次选择,又打算做报纸,首先会用两年到广州来培训,再用两年到北京增加视野,最后等着上海机会来“事业大成”。

  有人将这个人生规划变成了现实。10月,“魔鬼发行人”谭军波转战上海,担任《上海证券报》副总。这位在广州、北京、重庆著名媒体都有过举足轻重地位的奇人,用他的实践,完成了朱学东口中的传媒人生理想规划。

  也有人经历着流转的失落。在广州长大、成名的美女作家黄爱东西,风风火火进入上海,先是主理的一份娱乐周刊遭遇停刊,后来任当地某报副主编时又惹来一宗官司,历尽了不愉快。回到广州的她,对一切和上海传媒环境有关的问题都敏感:“你就饶了我吧。”

  传媒人是观念生产者和梦想追逐者,他们影响着人们阅读的营养,他们寻找的是一个城市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城市的选择带来智慧和新观念,甚至能改变一座城市的面貌。朱学东的想法、谭军波的路线、黄爱东西的选择绝非单一的例子。不管如何在城市间组合自己的人生,传媒理想的焦点总离不开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在过去,“十里洋场”上海曾先行一步,接着邓小平画的“一个圈”开始让广东成为时代领跑者,而北京,则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心地位。到今天,说影响力,《法制早报》总编刘海琦的排名是:北京、广州、上海;说提升空间,朱学东的排名是上海、北京、广州;说广告市场优劣,谭军波的排名是:上海、北京、广州。说都市报质量,三人同时认为北京、广州要比上海高出那么一点。在这样的格局下,2005年,传媒人不再一个劲儿南下,也断不会一路向北。

  随着媒体势力地图的重新划分,广东籍的全国性媒体告缺,新创杂志集中京沪,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传媒已然丧失老大地位,北京的原创色彩和中心优越感正凸现,上海俨然被传媒人认为是希望之都。2005年,仅被当作培训基地的广州已不再是唯一的风向标,北京成了媒体逐鹿的新战场,上海成了孕育未来的潜力股。——传媒梦的城市风向正随着中国文化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呈现新的可能性。对城市来说,传媒人流向是其盛衰的指南针。对传媒梦来说,广州是窝巢,北京是翅膀,上海是一片新天空。

  【观察人语】

  朱学东:媒体生出来就是晴雨表

  朱学东,曾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从事报纸管理工作,也曾担任《传媒》杂志常务副社长、常务副主编,现为新生代传媒顾问公司总经理。资深媒体观察者。

  《新周刊》:改革开放后,北京、上海、广东对传媒人的吸引力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学东:以做报纸来说,上海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走在前面,《解放日报》是中国内地报纸第一个刊登外资广告的媒体,甚至在2000年以前,很多人都到上海学习。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更多人开始到广州学习,向《广州日报》等报纸取经。这跟改革开放从南方开始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东西从台湾、香港进来,南风北渐,给广州地区的媒体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当时吸收新资讯的渠道相对有限,广东因为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造就了它曾经在传媒史上达到的某种意义的巅峰。很多人学习做市场化的媒体是从广州学习的——是广州教会了他们怎么做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怎么成功。

  作为市场化的先行者,广州也有它面临的问题。它已经步入了成熟期。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它给人的机会也少,给人想象的空间也小。对做媒体的人来说,都有对自己未来的想象。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发展来讲,如果你给我未来预想的空间比较小,就对我的吸引力产生了打击。现在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互联网,因为交通方式的畅通,我们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很方便。这个时候,胸襟和抱负向哪儿学习?我认为是北京。最后,事业要大成,我们就等着上海的机会。

  《新周刊》:媒体的盛衰和当地经济地位的变化有无直接关系?

  朱学东:当然有关。媒体不是靠天吃饭,像报纸,靠的是读者、靠广告。它跟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讲,媒体生出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的晴雨表,或者是某个地方经济文化的晴雨表。

  《新周刊》:假如要做一本反映中国传媒现状的书,在北京、上海、广州中间选择一个地区作为封面,你会选择哪个地方?

  朱学东:对于很多满怀梦想的人来讲,上海是一个很多机会的城市。

  【传媒潮人】

  谭军波:但愿这是最后一站

  谭军波,1995年《南方周末》编委;1996年《南方都市报》副主编;2001年《京华时报》副总经理;2004年,《重庆商报》集团副总裁;2005年,《上海证券报》副总编。谭军波在不同时期的选择,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新周刊》: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传媒环境有何区别?

  谭军波:北京是关系经营,上海是计划经营,广州是市场经营。如果每个地方用两个词来形容人文景观,北京是“大气”、“土气”,上海是“洋气”、“小气”,广州是“秀气”、“俗气”。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传媒精英,各种流派风格的媒体都能在北京生存发展,比如面向大众和高端的都市报,各种专业报、行业报的代表,主要的门户网站都集中在北京。上海,面向小资的报纸都活得很好,像《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上海一周》。这些城市的传媒经营基本和它们的人文景观相匹配。

  《新周刊》:由广东到北京,再到上海,在不同时期你选择这些地方,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谭军波:回头看我这些年走过的路,在广州是学功夫。南方、羊晚、广州日报三大集团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在广州。这段时间我在广州学到了市场化经营的意识和操作手段。当我将南方历练的功夫运用到北京,便容易出名。办《京华时报》时,我发现北京的都市报市场比广州落后了5年以上,我和朱德付拿出6成的能量就成功了。到西部,我主要是取经。西部报业对中国报业的发展贡献很大,《华西都市报》是中国都市报的教父,《成都商报》的资本运作最早最成功,《华商报》对外扩张也走在全国前面。而现在来到上海,因为上海的市场很有吸引力,很有挑战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我喜欢挑战自我。

  《新周刊》:你觉得你的选择会是一个对传媒人流向的隐喻吗?

  谭军波:上海有不少从广东来的传媒人,最有名的就是《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秦朔。这两年从南都、《南方周末》等过来的南方的采编也好,发行广告的经营人才也好,越来越多。从媒体经营来看,现在广州还走在前面,即使二流产品拿到全国其他地方仍然是最好的。但上海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我相信,市场在这,中国最好的报纸和传媒人都会来上海。历史来看,以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例如《申报》、《新闻报》、《文汇报》等,都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的纽约,美国或者说世界最优秀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都在纽约。上海迟早会出现中国最伟大的报纸,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

  我一直想找机会进入大上海,但愿这是我的最后一站。上海适合工作,也适合生活;北京适合工作,但不适合生活;广州适合生活,但不适合工作。

  【新兴势力】

  杨斌:在北京点火

  杨斌,生于1971年7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1996年年底加入《南方都市报》,历任编辑、采访部主任、深圳记者站站长、编委、副总编辑。2003年11月,任《新京报》常务副总编辑。2004年7月,任《新京报》总编辑。

  《新京报》的LOGO是烽火台上烽火起。《新京报》的SLOGAN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在北京“烧”了两年整,现任总编辑杨斌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作品。”

  34岁的杨斌的个人史在这两年变化巨大,他把广州的房子卖了,在距报社5公里的东便门买了房子;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在陪老人家逛地坛时,不忘在书市买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老子》,而其中的一句话很长时间内都是他MSN的签名:“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以寄天下?”他还学会了开车,一辆19万元的蒙迪欧汽车刚刚陪了他两个月,使他的活动半径得以增大,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速度和控制的意趣。

  广东十年,北京两年,这是杨斌的轨迹。在两地的经历,他的性情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广州,一段时间内,他办公室门对面的区域内没有编辑敢坐,谁愿意在一个严厉、不苟言笑的副总编的注视下干活呢?到北京后,杨斌自称“慈祥了一些,有亲和力得多”。在广州,他曾经在编委会上指着报社总经理的鼻子骂对方“你是个骗子”、“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原因是对方答应的采访用车很长时间不到位。为此杨斌现在仍有愧意,那时“张狂”和“急躁”,而现在,他知道需要“妥协”和“等待”。

  当杨斌在北京第一次出现在客户见面会上时,坐在高脚椅上是一副书生的样子,严谨、矜持。而他最近的心得是办报是一门平衡的艺术,所以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政客办报”,因为“政客”是没有立场的。

  在今年的百度“状元媒”颁奖礼上,杨斌第一次谈到对北京的看法:“来北京之前,我对北京人最大的偏见是觉得他们浮夸。但来北京之后,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很‘自由’”。

  “北京是全中国最多元化的地方,阶层最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圈子都有,你可以保持独立。”他感触最深的是,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时候,对广州和深圳的策划报道都可以立马引起全城的轰动,但是在北京却难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是不一样的”。

  相较广州,杨斌体会到在京办报辐射全国的影响力,一个报道,有可能北京城内波澜不惊,但在国家层面和全国各地的反响和反馈则令人振奋。

  北京是一个利益交织且多方制衡的巨大场所。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若在其他城市,一条线断了,可能一个报道就无法完成,但在北京有很多路可以去实现、去迂回。这可以理解为何当初《新京报》不是简单克隆《南方都市报》的原因一种。在北京,《新京报》是一定要超越过去的。

  他为何要来北京办一份全新纸媒?2001年3月杨斌成为《南方都市报》副总编,正是“坐享其成”的时候,他为何突然选择北上出击?杨斌的回答很简单:“一来是自己喜欢有进步的工作;二来是当时筹备的需要。”

  两年来,杨斌没休过年假,他说《新京报》人还没养成这个习惯,很多员工都是到休假期限要过了,才匆忙去休。每天十点多到达办公室,浏览新闻,阅评本报,与人交谈;中午,跟同事一起吃饭,周围半公里的餐馆都是他们的食堂了;下午,参加评论部或者其他性质的会;而晚上,即便不值班,他也会习惯性地浏览次日见报的报样。每天睡觉都在午夜之后。

  他的办公室是我看到的所有总编办公室中最小的,桌边堆着半人来高一叠《新京报》,《新京报》两年来发行的所有的报纸,都是他自己收集的。在《南方都市报》时,他也有全报社最全的报纸,包括每一个地方版,比办公室收集的还全,他来北京之前,把报纸全留给报社了。

  他属于那种“一条路走到底”的人,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注册邮箱的故事,他的用户名是“ybybybybybybybyb”,原因是他注册到第七个“yb”时,仍然被人占用,他注上了第八个“yb”,也是用户名的长度极限,终于因为强大的16个字节而后无来者。(文/胡赳赳)

  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之流行文化

  广州曾经流行 北京正在流行 上海即将流行

  流行工业的变迁不仅是经济的镜像,也是城市魅力的表征。

  文/陈漠

  当2003年,英国文化大臣宣布:利物浦击败伯明翰、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卡迪夫和牛津,当选为2008年度“欧洲文化之都”的时候,这座800年的城市又仿佛一下子恢复了青春。为昔日的“帝国之城”、如今全英最颓败的城市之一打出本垒打的是那个羞涩而孤傲、带着英伦忧郁的Beatles,利物浦的城市宣传画正是怀抱吉他的约翰·列侬。

  Beatles的忧郁随着利物浦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衰败一同发生,一座城市的起落就这样和一个流行文化符号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城市开始角力的时候,流行文化同样也随着经济重心的变迁而起落。

  广州:卡带风潮已是过去时

  同为港口,同为引领一时风潮的城市,拿利物浦来比广州,开端貌似,结局却似乎并不相同。利物浦如今仍有Oasis、Coldplay撑住流行文化大旗,而广州的海报上却不曾、也再不会出现杨钰莹。

  广东因地理位置而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耀眼的经济明星,文化地位也是如此。广东可算是最早接触港台文化的地域,模仿成为广州流行音乐迈出的第一步,1980年代末,广州流行音乐开始以原创影响全国的第二波。整个1990年代的音乐热潮,无论是甜歌还是西北风,都肇始于广州。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会长陈小奇说,那时制作唱片的成本低,利润高,一盒磁带可卖出一百多万盒,可赚三、四百万元,磁带、歌舞厅、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但近几年,李海鹰、解承强、浮克、毕晓世、捞仔等著名音乐人,陈明、李春波、毛宁、甘苹、陈思思等大批歌手纷纷北上,广州成为音乐空城。陈小奇认为,当时歌手签约、走红的推动主要靠卡拉OK市场,但现在卡拉OK已是明日黄花,另外则是北京的话语权正盛,只要在央视露个脸就能让歌手迅速地走红,广东原有的传播优势也就丧失了。

  到广东发财,听广东流行歌,如今已经不再是最新时尚。中唱广州、新时代、白天鹅、太平洋四大唱片公司也不再象当年般如日中天,京文唱片广州公司也刚刚撤走,如今的广州机场路一线依然林立着众多唱片公司,但大多以引进国外音乐版权默默地赚钱。陈小奇对此很愤怒:“的确会有些唱片公司专门引进国外的音乐也能赚钱。但是整个广东的唱片市场绝不能全是卖别人的东西,这样我们岂不成了音乐殖民地了吗?”

  北京:影像时代一枝独大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诞生于1905年的北京丰泰照相馆,这似乎就预示了北京在中国电影业中的核心地位。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4号的那座庞大学院,成为全国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的圣地,也是中国电影的策源地。这所学院无论从校舍、设备、师资等诸项规模来看,都堪称亚洲之最,它培养出的电影人材今天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主力军,任何一家电影制片厂的业务骨干中都有这个学院的毕业生。

  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大片的成功运作让民营公司高调介入电影拍摄和发行,前缀永远是北京两字。2002年内地的总票房为9亿元,光4家民营发行公司总票房就达4亿,这四家公司分别为华谊兄弟影视公司、北京博纳公司、北京新画面、上海创意星公司,北京四占其三。《天地英雄》、《可可西里》、《大腕》、《天下无贼》、《功夫》等引发电影热潮的大片,则无不打上华谊兄弟影视公司的烙印。民营势力的崛起,让北京电影势力坐大。

  环顾全国,曾经诞生过赵丹、金焰、孙瑜、郑君里、白杨、上官云珠、石挥……这些伟大名字的上海,已经很久没有在中国电影版图里发挥影响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则把资源用在了方言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开心廿四味》、《老猫烧须》等本土粤剧系列短剧上。曾一度四两拨千斤的西安艺码,早已曲终人散。其他的长影、峨影等更是无声无息。唯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从1997年开始,以冯小刚的一系列贺岁电影开创出第二春。

  或许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电影厂吗?

  上海:新旧文化共冶一炉

  上海的魅力在于整旧如新。在其他城市已经不再有力气提起殖民地文化的时候,上海的十里洋场依然光鲜如新。以外滩为实物支持的精神体系,在各个文化产品中重新成为流行。广州也有殖民地建筑群——领事馆群落沙面,但那儿现在已经很像人民公园了。

  淮海中路的棉花、茂名南路的Jazz And Blues、四季酒店的爵士37、外滩中心的CJW、希尔顿的大堂,爵士乐弥漫在上海的各个时尚角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从“百乐门”到“和平饭店”沿袭下来的精神传统,哈韩、哈日最早从上海发端,由此衍发的动漫产业在国内首屈一指。2004年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上海,而规模世界第三、国内第一的“ChinaJoy”会展自2003年起就已经成为上海引领全国时尚的旗帜。早在2003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就曾提出,上海应该优先发展影视、演出、艺术品经营和网络游戏四类文化产业。

  上海总是不惮于公开怀旧,但对时髦的东西也学得飞快。

  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之职场

  北京是世家子,广州是商人, 上海是职业经理人

  文/邱晨

  万科集团副总经理刘爱明这样形容三座城市:“北京像一个大气的世家子弟,广州像一个地道的商人,而上海则是一个形象干练的职业经理人。”

  三座城市有三张脸,但三张脸又另有不同的内涵。刘爱明说,自己的身份无疑是职业经理人,一直以来都给万科这样遵守游戏规则的商人打工,而房地产行业时刻受着宏观调控与国家政策的影响,“世家子弟”的“气色”就相当于宏观调控的晴雨表。

  从第一轮的全国扩张,到战略的阵地收缩,这些岁月对于万科来说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万科早已不拘泥于城市,言必称“聚焦城市经济圈”。而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三大城市经济圈,又恰恰是传统三大城市——广州、上海、北京在国土上的投影。

  广州:富活力,生命力但空间不足

  在梁冬的内心城市榜上,广州永远排第一,尽管他已经离开那里多年。

  从凤凰卫视名嘴摇身一变成为了百度副总裁,身为职业经理人,梁冬为他的城市榜拿出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近期广州被百度网民评为了“最具活力之中国城市”。这个奖项,是中国人搜索行为研究中心根据上亿网民在百度上的关键词搜索结果评选出来的。根据中国人搜索行为研究中心的数据,在所有检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网民中,将广州与“创业”、“美食”、“生活”、“交通”等关键词结合搜索得最多。“广州与这些词语关联最大、最‘匹配’,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活力!”

  一直以来,广州都披着“改革开放前沿”的绶带。与“世家子弟”跟国家政策的紧密关联不同,也与“职业经理人”对政策指向的敏感反应不一样,刘爱明认为,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起步早,市场化程度高,地方政策的针对性一直不强。直至今天,较低的进入门槛总能让创业者在这里谋取一块生存之地,而极强的包容性也给予了新生事物足够的尊重和生长空间。在梁冬眼里,广州的市民的可爱是这座城市富于创造力的表现,“他们不懂不会乱批评”。所以尽管广州市民不那么感兴趣,广州的现代舞团依然是国际一流的,广州的《南风窗》等媒体也是最富生命力的。而“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的俗语,也映照了1990年代初“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向。“广东模式”一度成为大江南北争相引用的市场标杆。

  但是,能孕育出好的苗子,并不意味着能享用好的果实。梁冬说:“一生二,二生三,这些环节是在广州。但‘三生万物’就可能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城市了。100年来广州都扮演着黄埔军校的角色,那些诞生于此的事物一旦成了气候,就必然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实现自我。”富豪榜的缔造者胡润也说,学习者比摸索者成长得更快是很正常的事情,浙江代替广东成为产生富豪最多的地方不足为奇。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钟情广州的梁冬还是选择了北京作为自己在2008年之前的据点。不仅因为百度总部设在北京,更因为在以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为圆心的两公里范围内,聚集了大半个中国的IT精英。业内曾流行一句话:“一百个IT经理人,八十个在北京,十八个在上海,一个半在深圳,还有半个游走于深圳和广州之间。”虽然略显夸张,但北京的确是高新科技与高薪职位的风生水起之地。大半数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机构,都选择了北京。再加上与一流高校和科学机构的“组团”,这座城市逐渐成长为科学文化对经济增长最完美的助推场。梁冬不由感叹:“对于一个想要拓展视野、继续学习的经理人来说,这是最好、最酷的地方。”

  上海:富商业气质而创业激情不足

  而上海呢?这个旧时以“十里洋场”闻名,现又在小资情调中涤荡的东方明珠,无疑是西装革履的职业经理人最为完美的生存背景。

  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的《2004经理人薪酬调查报告》中,上海职业经理人以8278元的平均月薪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是上海人的精明与优雅,让他们成为“新打工文化”里的主流。而截至2004年3月,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区总部设在北京的有25家,而上海则有61家。是上海的都市气质,让这个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总部基地”和经理人天堂。

  刘爱明认为上海最适合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就拿房地产来说,要在这里布局发展,本地就有最好的顾问公司、咨询公司、广告公司、策划公司,甚至能找到来自香港、台湾、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除了商业合作,上海还适合一份精致优雅的感情。“上海女人比其他城市的女人更知道自己是女人!”所以梁冬觉得,上海特别适合谈恋爱,“每条巷子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情调’。”

  如果一定要说这种优雅的都市化气质有瑕疵,那就是在创业热情上,上海人往往因为创业的劳顿和脏乱而有所匮乏。创业激情与打工愿望是此消彼涨的,而与“创业”最为“匹配”的广州,的确离白领们偏爱的窗明几净的优雅气质稍有距离。离最高档的商场不足百米之处,就是烟尘滚滚人流掺杂的施工现场,经理人锃亮的皮鞋不得不在泥泞中穿梭。

  三大城市中,广州的房价目前是最低的。2000年时一度盛行“在北京工作,在上海消费,在广州居住”的跨城人生。然而,相对低廉的房价与饮食,对于一个艰辛起步的创业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其边际效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正因为如此,曾以珠三角为辐射范围成功孵化无数民营企业的广州,却在“新打工文化”中逐渐没落。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调查报告,广州是最欠缺职业经理人的城市,同时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只排全国第六。排在广州前面的除了意料之中的上海、北京和尚可接受的深圳之外,还有重庆与杭州。

  职业经理人的流向是一座城市商业气质的晴雨表,背后是资源的流向和注意力的流转。即便如胡润所说,粤商不喜欢露富不习惯作秀,即便如梁冬所说,广州是忘记了包装不善于包装的城市,跨国企业的总部也正在离开广州。同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选址运动,也在冷落广州。“孔雀东南飞”不再是定式。

  百事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Peter说:“相对于北京和上海,职业经理人在广州求职或者跳槽,机会少,不过竞争压力也小。”毋庸置疑的是,今天,不仅生于南方的企业家与经理人需要在全国的范畴里施展抱负,那些意欲来温暖的南方孵化“金蛋”的创业者们,也必须胸怀全新的竞争版图。

  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之社交文化

  北京名流,上海名利场,广州很草根

  如果名利场的本质就是浮华的,就是秀场概念,那么上海这座城市与名利场天然契合。可以想见在中国近两年的社交圈形成中,上海无疑走在最前列。

  文/朱慧

  据说,如果历史悠久的英国社交杂志《Tatler》在一座城市创建了它的新版本,这就标志着这是一座有社交圈的城市。《Shanghai Tatler》2002年诞生,《Beijing Tatler》2003年诞生。此外,除了已拥有《Tatler》很多年的香港,其他中国城市似乎沉寂一片。 难道那些城市没有社交?

  社交,在《辞海》中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往来,可是在现代中国,我们似乎认为社交是一种更有阶级意识、更讲究仪式感的寒暄排场。沈宏非,常年出入社交圈内的文化名人,如此定义社交活动——“那是一种被刻意化的、有主题的、或多或少有些商业目的的聚众活动。”衣香鬓影、摩登音乐、华美空间、高脚杯的移动……从西方影视文学作品中移植过来的场景细节,如今一一铺陈出目前大家公认的社交画面。那是如今的中国真实存在的、无限虚幻的名利场。

  市民的上海,需要圈子

  酒店管理专业出身的包一峰,毕业后在上海花园饭店工作,负责大客户在宴会厅承办活动。花园饭店是上海滩最有渊源的顶级宾馆之一,它的大宴会厅是以前的法国总会、英国总会所在地,十里洋场的气息浓重地残存在这一空间,聚拢成一些西方沙龙的剪影片段影响着包一峰。因此当国际奢侈品牌进入中国市场,需要举办一些活动时,对包一峰与他的一些同类而言那是一种暗合。数个类似包一峰那样的人,走在台前幕后,开始在想象中一路驾轻就熟地堆彻起名流生活的华美外表。

  宋祉君曾引用某品牌高层对上海作的一个解释——也许“上海”穿了一件最好的西装,但是你千万别走近,掀开看,也许里面是千疮百孔的衬衣。固然这是一句刻薄的玩笑,可是它确实解释了上海,这是一个从上到下,从市民阶层到政府工程,都爱外表爱面子爱虚荣的城市。如果名利场的本质就是浮华的,就是秀场概念,那么上海这座城市与名利场天然契合。可以想见在中国近两年的社交圈形成中,上海无疑走在最前列。

  而在沈宏非眼中,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中国城市,或者说内地唯一的一座城市。“上海在历史上早已演变成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与它相比,经常找不到门牌号码的北京、广州,更是一个半农村、半城市状态。城市与农村不同,它是隔绝的,才有身份焦虑感,渴望圈子,需要沟通。而圈子的特性就是需要巩固,也是要扩大。人需要不断去进入更有身份的“高层”圈子,得到身份的满足感、归属感,同时得到的是与圈子有距离而产生的痛苦感,因为人永远希望自己能在比自己更上台阶的社交圈里混。”

  着装,社交圈的符号学

  土生土长的广州美女宋祉君当年从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如今是长袖善舞的社交圈筹划者。宋祉君耿耿于怀,近日参加广州的Givenchy新品展示酒会,“酒会上大家都着装太随意,有些人甚至拎着塑料袋,似乎下班顺带赶过来了,参加活动也是漫不经心。”在一个社交圈中,宋坚持嘉宾着装是关键,服装,能形成巨大气场,决定活动30%—50%的成败率。“实在”的广州人固执地爱吃不爱穿,宋祉君说:“整个广州只有10来个女人,是能穿得出来的。实在是乏善可陈。这是广州派对搞手的最大痛苦,我只能为此痛苦并快乐着。”

  同样,包一峰和Maiane也都认为着装是一个社交圈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符号。Maiane为每次活动购买新晚装而一掷千金,她曾购买过一件2万元的晚礼服出席一次Ball场。先生问她这样巨大消耗值得么,她说——社交圈的原则就是秀,一个展示与被展示的空间。“社交是一种游戏,如果我们玩,应该尊重主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种礼仪。”《CITY TALK》1995年进入中国,是中国最早的DM杂志。当时,Maiane是社交活动现场唯一着正装着礼服的女人。而如今在北京、在上海她看见无数内地女人已经在社交中爱上了服装的游戏,明白了社交服装的诸多潜规则。包一峰认为这无疑是中国近年太为密集的Party生活“熏陶”出来的。

  一到10月-12月的社交旺季,大品牌酒会几乎此起彼伏未间断过,上海、北京两地的时尚记者曾有过一夜赶3场的经历。《CITY TALK》是一本在广州、北京、上海三地都有当地版本的城市生活消费指南杂志,目前每月在“Party”版面上,上海固定版面是2P,北京是1P半,广州是1P。这些Party活动的信息“养活”了城中类似《CITY TALK》这样的七八本DM杂志。Maiane上周在香港一个星期参加了4个Party,而社交旺季,每周上海平均也要有4个Party,北京有2-3个。不是在Party,就是在去Party的路上,不可否认,在过去的数年,这是有些人的生活写照。沈宏非认为,“他们在那里消磨了无数的时光”。

  Maiane用餐饮社交、平民精神来给广州社交文化定位,认为广州“汇聚着好玩而草根的人群”。同样“使馆文化、皇城文化”是北京的社交特色,北京的社交圈就是与百姓无关,高高在上的名流精神。商业化是上海的社交特色,上海的社交圈就是全民性的品牌运动,在商业推动下,充满着谁都可参与其中的市民精神。“上海的社交圈一旦太过商业而浮夸,就没有底蕴可玩味。我是个传统的人。我喜欢更早的社交活动。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聚会,早期香港的一些聚会。在那些活动中,好看而创意的衣服,好看的场景,好玩的主题,充满着形式的美感。”

  广州,在上海浮华的反面,4位受访者都用“可爱、实在、舒服”来形容广州。宋祉君眼中的广州人,“他们很直接,爱吃饭饮茶,利落地就把事情谈了。他们很现实,只为看得见的商机与人交流,不习惯所谓社交圈云里雾里的寒暄、空谈。 如果在广州做一个活动,别做成酒会。最好是吃饭,吃得挺好的,表演挺好。广州人就觉得这个活动不错。广州很朴素,他从来不想自己能成为最大、最发达、最光鲜的城市。那么注定这些虚荣的名头都会属于上海或北京,而不是广州。但是这对广州人来说,又有什么重要?”

  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之奢侈品

  前沿上海,底蕴北京,实用广州

  上海以其昔日奢华的影响力和今日的高品位,成为中国奢侈品发展的前沿阵地。北京以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具备打造出本土奢侈品名牌的实力。而广州则一向都敞开怀抱欢迎实用价值更高的奢侈品。

  文/胡斐

  2005年9月13日,全球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研究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年增长率达20%;预计2008年至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至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年销售额将达115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量的29%,其规模仅次于日本。

  而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上海市场的销售额处于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北京。

  有人说,奢侈品只是一部分人的玩具,取决于闲钱的多少和消费观。现在有闲钱的人越来越多,奢侈品消费观的差异开始显著。上海以其昔日奢华的影响力和今日的高品位,成为中国奢侈品发展的前沿阵地。北京以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具备打造出本土奢侈品名牌的实力。而广州则一向都敞开怀抱欢迎实用价值更高的奢侈品。

  “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而不同则完全取决于态度问题。”清华卓越女性高级研修班的项目总监雪涵说。

  前沿上海

  “上海给人一种纸醉金迷的感觉。”主办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Top Marques)的上海博派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盛磊这样描述他对上海的感觉。这个都市有太多奢华的记忆留存在人们的脑海里,以至于当这个顶级展览第一次把目光从地中海边上的奢华小国摩纳哥移开,就对准了上海。7000富豪、3天、2.5亿元,这几个数字在这场奢侈品

嘉年华圆满落幕后成了竞相流传的热门,现实成交情况大大出乎事前的预料,几乎所有的参展商都已经预订了明年全部的展位,而很多没有或原先不愿参展的商家,也纷纷主动要求预订明年的展位,明年10月,这场顶级私人奢侈品盛宴的规模将扩大一倍左右。

  盛磊把成功归功于在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建立起了一个高交流平台,让参展商见到了自己最想见的客户,达到了宣传品牌、名利双收的目的。

  上世纪初,大批西方殖民者带着他们的大把闲钱来到东方建造自己的乐园,把上海滩打造成了夜夜笙歌的奢华之都。虽然现在,俄罗斯人的游乐场和外滩上的胜利女神像都已荡然无存,但是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依旧残存着昔日的浮光掠影。而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另一种奢华已经在蔓延,盛磊说,上海已经成为现今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前沿。不论是外滩三号、外滩十八号、恒隆广场,或者新天地这样的奢侈品集散地,还是诸如Top Marques这样的世界顶级奢侈品展,都在这个城市的历史积淀上再次风生水起。

  “上海滩虽小,但五脏俱全,这里什么都有。”这是上海晨光游艇学校经理周瑜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上海的游艇业发展势头良好,并且备受瞩目的原因。他也坦言,广州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城市,因为靠近香港、台湾,对这方面接触得比较早,又有天然的好水域,气候适宜水上运动,因此舢板、帆船和游艇都非常流行。加上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很多人在当时发了一笔财,就有不少人购买了游艇。

  北方城市青岛,原来就是著名的海滨城市,最近的一段时间城市经济和建设大规模发展起来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自然而然会提高。而上海正处于中间的位置,有淀山湖—太湖—长江的优良水道,现在游艇的拥有数量还太少,所以能够给游艇提供的航行环境也不算好,但是上海将会在2010年世博会前后建立水上观光带,给游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支持空间。周瑜认为广州和青岛多数是把游艇当作一项休闲娱乐运动在进行,而上海“在几个城市中的优势是大环境比较好,有可能把游艇带上集休闲和商务性统一的发展模式”。

  底蕴北京

  在北京办学的雪涵小姐不愿意对三城的比较发表太多意见,但身处底蕴深厚的北京和清华大学之中,言语中她透露出对自己工作的自信。“卓越女性高级研修班”作为一个新兴的办学渠道,她表示“是真正为女性们着想,为她们提供帮助的事”。在高等学府的深厚背景下,这类专为女性提高自身修养的课程吸引了大量所谓的“白骨精”女性,面对天价高学费眼睛眨也不眨,在她们看来,金钱已经或多或少符号化了,自身的内涵和实力成为新的当务之急。在清华、北大获得成功之后,北京之外的高等学府诸如浙大、复旦也纷纷开设此类“卓越女性培训班”,招徕了大批希望“提高自身素质和底蕴”的成功女性。

  在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上,谁都没有料到,这次最出风头的展品,是北京元亨利家具有限公司的仿明清家具,整个展会最大的200平方米展区,而像宾利等国际顶级品牌的展区也不过100平米左右,据说,元亨利起初不愿来,担心一件也卖不掉,没想到成为这次展会上的“最大赢家”, 一下子就把中国的传统工业推上了世界级的奢侈品舞台。

  香港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指出,北京的奢侈品潜力是在中国排第一的,他举了品牌酒店的例子:“从我的体会来讲,我住在纽约、伦敦、香港、北京、上海,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但细讲下来的话差别还是有的。尤其是大家熟悉的品牌酒店等。北京的房地产也好,酒店也好,商场也好,任何服务型的东西不能够达到国外服务业的水平,不能够细到某种地步。北京的服务型的东西还是概念要差一些,现在你看上海服务的概念上可能占优,也许过几年北京弄出几个品牌,北京酒店的量,好的服务可能也会上来。”

  实用广州

  什么是奢侈品?广州人的说法就是:酱油比鸡贵。比如买一根雪茄只要人民币300元,但抽一根雪茄则需要你置办一套12万元的器具。讲究实用性的广州人向来都不爱这种表面文章的东西,这个城市的奢侈品是不外露的,虽然本地的奢侈品专卖店寥寥可数,但是由于与香港的便利交通,奢侈品的占有量并不在少数。有人比较过上海、广州两地的女性奢侈品消费:上海的女孩子即使一个月挣3000元,也敢用

信用卡透支一个万元的FENDI包;而广州很多月入过万的高级白领,穿的拿的都不过是上下九淘来的便宜货。广州人喜欢把这当作是自己有个性的标榜,觉得不靠名牌打扮自己才叫有眼光,而且很可能还要斥责上海女人“很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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