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崽：变通及其文化底蕴

　　建设文化大省

　　啸父

　　广东人信奉“精崽哲学”。在广东，称人为“精崽”是一种赞美。精崽者，除去利益计较外，多赞其顺应环境做事融通，人际关系方面具有圆润通达之本领，从文化学的角度说

，都是变通所包含的内涵。

　　在广东人看来，变通是渗透于所有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的一种文化精神。所以他们认为“凡事都可变通”，另一种说法是“做事都有变通的余地”。广东人大事小事都喜欢琢磨如何变通。水哪里没有？花力气在质量、特色、包装、策划和销售上变一变，珠江水就汹涌北上。从来卖鱼都整条卖，开放初期广东商贩却将鱼分成鱼肉、鱼尾、鱼头、鱼骨、鱼腩、鱼肚卖，后来竟分出鱼鳃、鱼皮，甚至鱼舌头集纳起来也做成大生意，一切依顾客的需要来变通。“AA制”消费，合租办公室在过去没人敢想。婚纱的变通更是新奇。结婚穿婚纱当时挺风光，但花费大，用完难处理。广州一公司的50多名青年女工各出50元合买一套婚纱，谁大喜谁穿。这些似乎都上不得台面，但如吉尼斯世界大全，也由小事集成。可知广东这“富”之一字，说难，那真艰难得很，说不难也行，就在乎你懂不懂变通。

　　“变一变，路路通”是一个影响广泛的实践案例。20世纪80年代，广东人要外省司机“留下买路钱”，一时“民愤极大”、全国哗然，一些人当成天方夜谭。因为计划经济下都是政府修公路，走路不用钱，那才是天经地义。“收买路钱”让人想起绿林响马，更印证了小广东贪财如命。广东在骂声中一跃而成全国公路大省，以前要跑一天的路程，现在三几小时就到。有司机开始服了，回过头骂自己的地方官呆板。后来全国纷纷仿效，路才通了。

　　仿效相对容易一些，开风气之先则要有相当的文化底蕴。“收买路钱”的变通背后有务实精神在撑腰。改革之初广东经济的发展被传统计划体制压得“没路可走”，珠三角河汊纵横，几十年解决不了汽车轮渡的问题，行车就如乌龟爬。广东先是集资建桥，过桥收费，桥梁建设首先跨向商品经济，没几年竖起上千座公路桥。后来又集资修路，设站收费。这些变通符合广东发展实际，在“改革开放试验田”框架内也说得通；虽有些冒险，但与实利相比是值得变通的。广东经验很重要的一条是:把中央在新时期的政策和规定，结合本地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用足、用活、用好；文件上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可以做。这经验是那么务实，没半点花哨，又很顶用，使内地人大为惊讶:这也叫经验？但一对照，经验的文化内涵就很鲜明地凸显。当时内地是文件上没规定可以做的就不敢做，文件没规定可收买路钱，他当然不敢收；而广东人思维则不同，你没规定不能收，那就是能收，收了再说。仔细体味，这变通里还有敢闯敢冒、创新和动态求变等精神在起作用，精崽哲学有不少文化内涵。

　　这些文化精神与岭南祖先“遗风”有莫大关系。岭南尊崇变通这种价值方式，与其生存境况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梁启超比较过沿海与内陆各自的环境对其文化精神的影响: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受累。陆上一条路走到黑没什么，航海则发觉不对便须即刻变通。当然海诡谲难测，也使航海者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赌注，冒万险而一掷之。可见变通是祖先实践的成果，又与敢冒敢闯、外向型性格和开放胸襟等价值支柱互为砥砺。康有为有名言道，“盖变者，天道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变通旧法才能图自强。他和梁启超都曾教导皇帝变通祖制，把儒家文化与西洋文化结合起来，变法维新。孙中山对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提出“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的主张，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其建国方略大胆而宏伟，但处处透出于务实中求变通的品性。这些伟人的变通都包含着务实、开放、多元和敢冒敢闯等精神特质。

　　任何地方的人都会变通，但变通成为一个地域中群体长期形成的文化精神，津津乐道，珍视如珠，呈现一种“精崽文化”现象，却是广东独有的。我曾将广东人精神或岭南文化精神概括为一组价值支柱。在这支柱群理论中，没有哪一条支柱是核心，它们都互为张力，共同构成稳定的框架结构而矗起大厦。变通这种价值方式由于有上面提到的岭南特色的文化价值作为底蕴，并且相互砥砺，才建构起岭南文化独特的结构和精神风貌。这是我们在研究地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它在实践中已经显现出巨大的成果:现代改革中广东无人可与上述先贤比肩，但群体的力量很伟大。在这些文化底蕴的重构和共同作用下，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领跑中国现代化，那么短时间就将广东变成“富得流油”，使岭南文化成为中华强势文化之一，与京都文化、海派文化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应该说也无愧于先人了。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