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降价又是一纸空令？

　　今年3月开始酝酿的药品降价，终于尘埃落定。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40％，最高降幅达60％，这是国家第17次对药品大幅降价。

　　然而，记者在河南、江西、贵州等地采访发现，这一“药品降价风潮”雷声大雨点小，不少降价药出现断货现象，“脱胎换骨”的同效药与国家的“降价令”玩起了猫捉老鼠

游戏，令优惠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降价令“吓走”降价药

　　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降价令正式“落地”。当天，住在郑州市南阳路的张大妈和李大妈来到位于大石桥的平价大药房买药，但她们要的几种降价药都没有。

　　在河南开封、濮阳等城市，不少市民在当地最有影响的平价药房根本就找不到降价药。在金水路某平价药店，记者买各种型号的头孢曲松钠和盐酸克林霉素，营业员说没有；记者又买不同规格的氧氟沙星、氟罗沙星、氟康唑，也没有；记者再买不同规格的胸腺肽等，同样失望。一位老大爷说，和去年一样，“降价令”一下，降价药全不见了。

　　河南老百姓大药房采购部部长许化斌说，这次国家降价的400多种规格的药品，他们在郑州、濮阳、开封等地的所有连锁店全面断货。供货商说没货了。

　　记者走访了多家医院，这些医院均没有贴出此次降价药品的名单，门诊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上也没有降价药品的前后价格对照信息。记者拿着10种常用的降价药品名单询问药房，药房能够提供的只占极少数。

　　国家“降价令”甫一出台，南昌便有媒体报道，该市某医院有关负责人说，此次降价药品均为常用药，该院涉及降价的61个品种的药品，其中十二三个出现“倒挂”现象，有一些厂家和医药公司有意停止供货。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经销商范琳说，降价药品断货的原因是这些降价药对经销商和厂家来说已无利可图。市场上出现的不经营降价药品的现象，导致老百姓无法享受到药品降价带来的实惠。

　　灰色招式让“令箭”变“鸡毛”

　　记者调查发现，药品生产、流通等领域有很多灰色招式，轻而易举让降价“令箭”变“鸡毛”。

　　一家制药企业销售负责人直言：药品价格平均下调40％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但老百姓会空欢喜一场。调价极大地降低了代理商的利润，药厂不得不考虑代理商的利益。说白了，当利润大幅下降的时候，在流通渠道，一个惯用手法就是停止供货，逼着制药企业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当然，厂家觉得产品利润接近底线后，也会自动进行“药品重生行动”，这就是许多廉价药品销声匿迹的原因。

　　“‘药品重生’的办法很多。”这位销售负责人说，如将20粒装改为10粒装，将注射剂改成片剂、胶囊、干混悬剂，将片剂改为胶囊等等。又如将原来价格为每10片0．3元的阿司匹林更名为“巴米尔”后，价格变为每10片6．3元，价格翻了20倍。上报审批时称这是“新药”，投入了巨额的科研经费等，轻松绕过了降价令。于是，制药、批发、零售、医院都有了利润空间，皆大欢喜。

　　位于南昌市福州路上的开心人大药房店长胡品福直言，除了这些精明的药商，如果医生观念不变，降价药的实惠也落不到百姓身上。而在我国，医生在开药方面的权利极大，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上一些医院把医生业绩与奖金和开单费用挂购。如此一来，开不开降价药医生说了算。长此以往，降价药在医院的生存机会就少了。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药厂不走平价药房这条路而“专供”医院的做法也在戏弄着降价令。河南省健康人大药房业务总经理刘艳波和河南老百姓大药房有关人士说，同为20毫克14粒的奥美拉唑，疗效基本相同，在平价药店售价为5．2元，而一些药厂将其“专供”医院，把药卖到148元，而医生也不开奥美拉唑而是开“迷魂药名”——洛赛克等，老百姓不知道这就是奥美拉唑，可在零售药店又买不来洛赛克，只得吃高价药。对此有市民议论，国家要让百姓得实惠，何不硬性规定所有药品都不准走“专供”渠道呢！

　　治药价虚高“偏方”难求

　　“这次药品降价极有可能像前16次那样，再次跌入‘降价→涨价→再降价→再涨价’的怪圈。”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一些业内人士在追问药价虚高产生根源的同时，针对性地拿出治疗药价虚高的“偏方”。

　　郑州健康人大药房业务总经理刘艳波及河南老百姓大药房负责人说，药价虚高的症结在于体制，解决了“医药分家”，就会把药价的“虚火”浇灭。

　　消费者丁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体制在内的许多改革在经历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初级阶段后，走到了十字路口。医药分家说起来轻松，“医”分出来后靠什么支持，是让公立医院自己赚钱，还是逐步转向靠政府或社会福利来支持，这个问题不解决，医药分家要么长不了，要么就是医院变相提高医疗费用，结果求医者的负担还是减轻不了。

　　药监部门有关人士建议，卫生部门应允许有执业资格的医师到药店坐堂，这样，药店医师开出的处方不要挂号费且方便了群众，药费自然会降下来。对此，河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说，在药店坐堂行医是违法的。零售药店是卖药的，假如批准了药店可允许医师坐堂，又有谁能保证药店的医师不向消费者推荐高价药或滞销药？

　　此路不通，不少人想到了药品招标：医院实行阳光采购，“阳光”自然会把药价虚高的坚冰融化。可这次国家为何规定对降价的药品不实行招标了呢？

　　“招标体制本来没问题，关键是形同虚设，遭到制药行业最大规模的抨击。”郑州某医院办公室主任说，招标是降低药价的有效手段，理论上可以压缩药品利润，实际上在某些地方已演变成药价飙升的助推器。

　　这位主任给记者看了一份专为国内中高级医院领导提供信息服务的《决策白皮书》。《白皮书》披露，去年4月份以来，全国三十家地方医药行业协会多次聚会，组成全国医药行业协会的“反招标阵营”。该阵营指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5年来，零售药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每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

　　有人建议，网上交易可挤出药价水分，让繁琐的招标简单化，节省人力，同时还可以省去商业环节中不必要的流通成本。但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认为，从买方主导的市场，到卖方主导的市场，再到有第三方介入的网上交易，国外完成这一转变用了几十年，国内要想短期内完成谈何容易。

　　“医疗产业涉及卫生、药监、社保、物价、财政、商务等多个部门，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足够能力来解决整个医疗行业特别是药价虚高的难题。”一位政府官员说。（记者单纯刚李美娟王丽）据新华社电

　　多部门合力解决 多渠道综合治理

　　“鸡尾酒疗法”治药价虚火

　　药价虚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多部门、多渠道合力解决、综合治理的“鸡尾酒疗法”进行治理。

　　综合部分专家以及业内人士建议，对我国来说，目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扩大政府定价范围，完善药品定价机制。山东大学公共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成刚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定价药品仅占药品总数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药品均由企业自主定价。不少药品生产企业采取更换药品包装、改变规格、改变剂型、仿造国外药品等手段生产所谓的“新药”，这些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变相提价。

　　根据国外经验，国外有的是定价部门和厂家协商，如欧洲是政府制定“参考价格”，医疗保险也基本是由政府举办并提供。厂家可以以高于政府“参考价格”销售，但超出的部分要由患者自己承担。这样可以限制这种药品的使用，迫使厂家降价，否则将可能被“踢”出医疗保险目录。

　　第二，规范实施药品招标政策。在国有医药流通企业做过10年销售主管的徐经理告诉记者，药品招标采购政策的本意是想挤掉不合理的销售费用，但由于政策设计不合理，被挤掉的是流通过程中正当的利润。就是说“能见阳光的部分”被挤掉了，不合理的销售费用仍然隐藏在水面以下，给医生的分成还是不能减少。且“中标”药品由于价格低，挤掉了医生和医院的部分利润，以致出现“中标死”的现象。

　　第三，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对医疗机构而言，要降低其对药品的依赖程度，就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补偿使其基本收支平衡。不少学者专家都在探讨实行医药分业的可能性，但在公立医院靠财政拨款不能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缺乏获取利润的其他手段，医药分业实施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政府应对各种医疗机构准确定位，属于公益性的，就要对其补偿到位。

　　第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寻求患者“代言人”。成刚认为，因为药品使用的付费者患者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除非付费者不是患者个人，而是医疗保险组织等一些有足够能力影响药品生产厂家和医生的组织，即第三方付费制，才有可能扭转患者的弱势地位。例如在美国有HMO（健康维护组织）等，由组织出面与厂家和医方谈判，以压低价格，得到一个谈判价格。其运转与医疗保险公司类似。第三方付费机构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将医生、医院、诊所、药厂、药店等联系在一起；第三方与医疗机构的合同对治疗过程、治疗监督、治疗费用等作出相应的约定。据新华社电

　　盗版药品卖的却是正版价

　　高价药是这样出炉的

　　据新华社电 目前，我国生产的化学药品中，97％以上属仿制药。在一家国有医药商业企业干过10年销售主管的徐经理说，仿制药研发费用非常低，然而价格却是参照国外原研药的价格制定的，正所谓“盗版光盘卖盗版价，而盗版药品卖的却是正版价”。

　　徐经理透露，我国生产的大部分西药真正的生产成本还不到零售价的5％。以一种名为“恩丹西酮”的化疗止吐药为例，其针剂的规格为8mg／支，在医院售价大约为80元~90元，真正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呢？1公斤有国家正式批号的恩丹西酮原料药的市场价为6万元，可以分装12．5万支8mg的针剂，平均每支原料成本不足1元，加上包装及工资、管理等，生产成本不到零售价的5％。在这种药的零售价中，医院的分成以及医生的“回扣”，至少占到50元左右。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成刚表示，药品定价的基础应该是生产成本，但现在药价与成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按照市场需求确定药价，定价者更多考虑的是市场需求量、需求者的承受能力、同类产品竞争的情况等。以零售价为115元的药品为例，出厂价约为75元，其中生产成本和厂家的合理利润大约20元~25元，其余50元都是销售费用。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生产厂家递送给物价部门的材料中，销售成本只体现出零售价的10％左右，这是合理的销售成本，留给医院和医生的折让、回扣都被以各种手段摊入生产成本中。受专业素质及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制约，物价部门很难从药厂的申报材料中看出药价是否“虚高”。

　　没有配套措施跟进 药价“空降”难免

　　据新华社电 导致药价“空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掌握处方权的医生往往避开政府降过价的药品，不给患者开低价药，代之以利润空间较大的新药、高价药。业内人士用“导弹打蚊子”来比喻现在药品不合理使用的程度，而降价政策却一直“致力于”降低“导弹”的价格，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以滥用最严重的抗生素为例，第一代抗生素基本上都属政府定价的基本药物，如青霉素，针剂每支仅0．6元~0．7元，医院只能得到一点微薄利润；第二代包括头孢拉啶，先锋四号、五号等，价格在几元到十几元间，医生拿到的回扣也相对较少。到了第三代头孢他啶、头孢曲松等药物，价格高出许多，多在40元~60元。药价高，医生得到的回扣也相应高，所以目前第三代已经成为医院最常用的头孢类抗生素了，就连儿童生病也直接用上第三代抗生素。

　　山东大学孟庆跃等人对一家省级医院和一家市级医院在药品价格政策实施前后的两个阶段（1998年到2000年，2000年到2002年）的药品收入变化情况作了调查。在省级医院，两个阶段的药品总收入分别增长32．50％和37．90％；市级医院则分别增长42．90％和49．50％，两类医院的药品收入并没有受到降价政策的太大影响。

　　专家的调查说明，药品费用并不仅仅取决于药品价格，也取决于药品利用的数量和结构。单纯靠控制药价这一单项改革，而没有其他措施特别是药品利用方面的措施跟进，很难控制整个药品费用的增加。

　　新华时评：降低虚高药价需对体制“动刀”

　　从10月10日起实施的第17次药品大降价，到今天已有23天。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据新华社记者在各地调查发现，成效值得肯定，问题还是不少。

　　这次降价是历次降价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但在一些地方，降价令刚开始实施，降价药品就一夜之间神秘“蒸发”。一些药厂将降价药自动停产，或者偷梁换柱，将降价药品改换包装规格名称，再高价销售，与降价令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正如一位代理商坦言：“别说这是第17次降价，即使再来N次，我们这些孙悟空也会拿出72变本领灵活应对！”

　　形成“猫鼠游戏”的原因，是复杂的利益格局。药厂、销售商和医院作为独立利益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日益强烈。以往16次药品降价，都曾遭到了变相抵制。药价虚高，从表面看是价格问题，从深层次看则是体制问题。

　　降价令之所以在一些地方难以落实，首先与以药养医的体制有关。由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生对患者的药品消费拥有支配地位，即使医生开了高价药，患者也得听医生的。医生开大处方、医院卖高价药，早就见怪不怪。

　　要革除以药养医的弊端，实行医药分家是一种理想选择，但目前时机似乎尚不成熟，较为稳妥的选择是，推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各级政府努力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逐步提高技术和劳务性服务的价格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步实施医药分离，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营销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利益联系，缩小医院通过药品牟利的政策空间。

　　流通环节混乱，是药价虚高的另一大原因。目前，全国有药品生产企业7000多家，批发企业1.2万家。众多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把非法回扣作为主要手段。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各个环节层层剥皮、雁过拔毛。

　　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是遏制药价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快体制转换，虚高的药品价格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据新华社11月2日电（记者王学江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