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威源于惩罚的必然性

　　泗县“疫苗事件”案昨日在该县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三名被告人侯华锋、周世明、周世凯以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两年、两年及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新安晚报》１１月22日报道）

　　笔者的一位朋友看到此事后有些愤怒，他觉得这三名被告判得太轻了，“应该判得

越重越好，让他们这样的人不敢再害人”，这位朋友说。

　　据报道，泗县“疫苗事件”波及到该县19所学校2444名学生，其中311名学生出现群体性心因反应症状住院治疗，严重者住院长达一个月。该事件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多万元，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中央、省、市各级政府重视。我的这位朋友的意思大约是，像那样造成恶劣后果的人，如果不判重一点，一不能平民愤，二不能“引之足戒”。

　　然而，法律就是法律，它不会因人的主观情感而有所偏颇。法律的权威，或者说对于可能发生的违法事件的威慑力，从根本上说不来自于法律惩罚的严酷性，而是源于惩罚的必然性，即违法就必然会受到惩罚。

　　中国有一句古话，“乱世用重典”。这种观点认为，要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法令的令行禁止，就必须凭借严酷的惩罚形式打击违法之徒，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不少中外法哲学家已经指出，严酷的惩罚形式可能会走向其目的的反面，即国家的暴力有可能影响或者带动民众的暴力，使法律的权威不仅没有得到维护和巩固，反而无意识地培养了民众暴戾抗法的心理倾向。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就谈到，法律对公众的有效规训，不在于惩罚的严苛程度，而在于惩罚的必然性，即让民众在想象中建立“犯法必定受到惩罚”的心理联系。孟德斯鸠则进一步指出，“如果研究人类腐化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

　　因此，对于泗县“疫苗事件”三名被告的判决等类似事件，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法律规定怎么判刑就怎么判刑。重要的不是量刑轻重本身，而是违法害人了就必定会受到制裁，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起到“违法必究”和“闻之者足戒”的双重功效。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