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年问责49名高官 87名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

　　“水漫至桥面时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镇牛栏口桥两端公路上，立着两块崭新的通行警示牌，落款单位是“石柱县交通局”。这两块崭新的警示牌让人们想起了2004年9月25日那场死亡数十人的特大交通事故。

　　去年10月28日，重庆市委二届六次全委会上，时任石柱县县长的岳中焕因“9·25”特大交通事故而引咎辞职。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实

施后，岳中焕成为第一位按照《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问责办法》)引咎辞职的行政“一把手”。

　　在该《问责办法》中，对“问题官员”追究责任的方式有7种，而对岳中焕适用的是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方式———这位时任厅局级官员的经历，在中国打造法治政府的历程中，被赋予了标本式的意义。

　　一起交通事故，县长引咎辞职

　　2004年9月25日，在牛栏口桥上发生的一起特大交通事故，让49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

　　当时，石柱县三星乡五斗村村民杨超驾驶一辆限乘9人而实际乘坐50多人的中巴车在途经该桥时，被高于桥面二三米的湍急水流卷走，造成49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其中33人是中小学生，经济损失700多万元。

　　经调查，此次特大交通事故并不仅仅缘于“天灾”，也属“人祸”，是一起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依据《问责办法》向石柱县人民政府启动问责制。事故发生的次月，石柱县委副书记、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根据事故原因、责任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肇事车车主、车站负责人、汽车运输公司经理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随后，数位政府官员被重庆市纪检监察部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岳中焕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石柱县委书记刘宝亚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我救了19人的生命，现在求县长救我的命！”去年，一位普通农民重病时向重庆市开县政府发出求助信，最终仍黯然辞世。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这起事件，也以当地县长被“问责”而告一段落———县长被通报批评，并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作了检查。

　　一年追究87名领导

　　“行政首长问责制”已初显对官员的威慑力。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11月透露，《重庆市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一年多时间已经问责49人，追究领导干部87人。

　　最让重庆市民津津乐道的是“问责制”在去年重庆“垃圾围城”事件中的震慑效应。去年8月中旬，重庆长生桥垃圾处理场因故关闭，全市无法清运的数千吨垃圾堆积在大街小巷，散发出刺鼻恶臭的气味。

　　重庆市领导表示，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解决好此事，将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在这一“紧箍咒”的威慑下，有关领导挨家挨户做工作，和村民协商解决办法，3天内就解决了问题。尽管尚未进行问责，但有关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动在媒体上公开向市民表示歉意，市民普遍表示满意。

　　位于三峡库区的云阳县，也参照《问责办法》，制定出针对乡镇领导等的“问责”办法。目前，已启动6次问责程序，涉及领导干部15人，其中乡镇党委书记5人，镇长1人。

　　彭水县也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迄今已对16个单位或乡镇实施问责，涉及19名领导干部。其问责办法规定，重大行政案件，主要行政领导必须到庭，若行政案件败诉率超过40%，将启动问责。

　　某部门去年打了5次官司，5次都以败诉告终，被问责后，该部门切实加强了依法行政的观念，今年内没有一起败诉案件。

　　开辟第三条监督通道

　　重庆市出台的《问责办法》，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官员问责”向制度化操作层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问责办法》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过问和追责的规定，在我国现有的纪律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开辟了第三条监督通道。”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李殿勋说。

　　他指出，该制度直接把监督对象确定为行政首长，使我国对行政首长、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的规定，使行政首长的权责一致，能够监督到人，进一步完善了政府责任体系，完善了我国的行政监督制度，使我国的三种监督、三种追责形式互为补充，使行政首长问责走向法制化迈出重要的一步，并开辟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

　　有分析人士指出，问责制是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制度的有益补充，它的不可忽略的优势是及时。实施纪律处分和法律惩治，往往需要较长的调查处理周期，而问责则可根据现场情景和调查结论快速作出，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消除民怨民愤。　本报记者 田文生重庆11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