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慈善事业呼唤新制度的诞生

　　□姚远光

　　近段时间，随着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举行，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利好消息不断传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纲要强调，要完善慈善税收减免政策，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公众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民政部的一位官员还向媒体透露，该部正与相关部门磋商，提高个人或企业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以鼓励慈善捐助。这样，困扰我国慈善事业多年的税制瓶颈有望打破，束缚慈善事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有所松解。

　　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无论在观念上或是管理机制上，都是极其落后的。这种落后状况与税收机制上的“瓶颈”有直接关系。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这意味着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且《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的对象必须是税法规定可以接受捐赠的社团，才允许在法定的限额内扣除。目前，我国有资格接受税收减免捐赠的社团只有20多家，个人或企业选择捐赠对象的余地狭小。同时，繁琐的免税程序也影响了公众捐赠的积极性。

　　慈善事业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团队精神。强大的社会道德力量、公民高尚的心灵以及利他主义价值观，若不结合政府治理模式，不会诞生现代慈善事业。显然，发展慈善事业需要一个厚道的民族，能风雨同舟，更需要一个开明的政府，做它坚强的后盾。为慈善事业的繁荣创造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目前我国慈善事业运作的制度环境过紧过严，各界有目共睹。

　　申办慈善事业的登记门槛高，加之“双重管理”体制和非竞争性原则，致使慈善组织的数量少、资源动员能力差，现有的一些按行政模式建立和运作的慈善组织因垄断而动力不足、使命感不强。草根慈善组织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被迫工商注册登记，按企业纳税，运作维艰。现行的规范慈善事业的法规政策，还存在操作性不强、执法主体缺位、募捐主体不明、法律责任不定、监管机制不透明、永续运作脉络不清等诸多问题。

　　这些制度性问题的解决，相比提高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则要棘手得多。政府相关部门如果没有破旧立新的胆略和智慧，我国的慈善事业要走出“初级阶段”的低谷，可望而不可及。

　　远看那些慈善事业繁荣的国家，政府无论在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还是在相关制度的扶持上，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这些国家慈善组织设立的门槛低，只需登记注册，便可获得税务执照，并实际操作；政府监督慈善事业的立法宽松，慈善机构如何使用捐款，主要靠自律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税法鼓励捐赠，条款细密而周全；政府与慈善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不直接介入慈善事业。政府的积极推动与切实鼓励，是这些国家慈善事业发达的一条普遍规律。

　　对慈善事业来说，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必需与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安排相匹配方能满足，制度供给和安排还应先行于需求。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表明，与社会需求相呼应的制度供给和安排不仅先行性没有到位，而且二者不相匹配。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慈善需求，指导制度设计的观念应尽快转变，把社会能办的、能办好的还给社会，该放开的也要理智放开。至少在慈善领域，介入得适当的政府是一个好政府。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