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闻•聚焦 堪忧：“超生游击队”升级

　　在过去30年里，“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贯彻实施，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然而近年来，生二胎的暗流开始在各个阶层和各种渠道中涌动。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升级上演。最近，国家人口计生委强调，“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关于二胎政策放宽的传言没有根据。虽然这个表态让想生二胎的人有所顾忌，但一些人“超生”的念头并没有就此打住。

　　二胎，富裕阶层的生育情结

　　这两口子要是看到如今“超生新贵”的舒服日子，不气得吐血才怪！

　　交钱就生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

　　广州市番禺地区的商人杜家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为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后，原本母亲想再要一个男孩子，但是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广东省推行。这样杜家伟就“只有”3个姐姐和1个妹妹。

　　但是杜家伟自己却有2个儿子，而且还想再要1个女儿。这当然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伟却有自己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交钱。他告诉记者，当时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曾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他交纳了一定金额的款项之后，仍然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且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而广东省另外一位接受采访的张先生却用了另一个办法，《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办理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证明，也顺利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

　　想生二胎的两个理由

　　重庆市黔江区正阳镇人大主席龚德才“包二奶”，婚外生育二胎被罚款30多万元，

　　同时还面临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处罚。国新图库供图

　　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个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残存的传统影响，一个家庭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男孩子延续香火；另一方面，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够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

　　据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不可能出现；而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准生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不算是经济负担。杜家伟跟记者计算说，他在给二儿子办户口前后，加上二胎准生证的款项，总共支出是6万多元，这对于拥有一个资产总额达1400多万的鞋厂老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其实，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早已为人熟知。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据媒体介绍，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生二胎的欲望强烈

　　目前对于二胎生育，从计划生育部门来看，多采取批评教育、宣传与经济手段并重的办法。比如河南焦作规定，凡2002年7月24日以来领取了二胎生育证但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并主动退还二胎生育证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的奖励。而二胎生育证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发达地区，尤其是富裕收入阶层来说，可能经济和宣传就无法成为调节的杠杆了。

　　中国面临很大的人口压力，“放开二胎”将带来难以想像的不良后果。

　　图为上海南京路上拥挤的人潮。国新图库供图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现代商报、羊城晚报、南京晨报等媒体）

　　超生手法种种

　　借腹生子

　　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介绍说，在沈阳，某私企老板通过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15万元，于2005年5月得到一子。

　　假离婚

　　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按《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位富人先后三个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所谓不违法的“超生”。此外，有的人搞假离婚，暗中还保持夫妻关系。

　　买准生证

　　“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38岁的陈林，在广州经营一家大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去香港生

　　陈先生在深圳自己经营的工厂生意一直不错。为了能多生一个小孩，他和妻子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的时候，就办理了去香港的双程签证。在香港生，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既没有占用他和妻子户口所在居委会的准生指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还可以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到香港去超生，是现在很多家境殷实的人的一种做法，因为到香港生一个孩子，全部的费用大概是5万元左右。

　　到国外生

　　史岚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

　　我国面临第四次人口高峰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1月6日说，受生育周期的影响，今后五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他在此间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由于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日趋多元化、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工作格局尚不完善等原因，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的目标是以人口总量和人均指标为基础制定的，如果低生育水平出现反弹，既定的宏伟目标就不能顺利实现。

　　他称，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正在加速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安全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比较高，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蔓延之势；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失业人口、贫困人口较多；增长方式的粗放问题比较突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十一五”时期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做好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农民夫妻捡破烂20年生了9个伢

　　为度日子准备卖儿子

　　来自乡村的“超生游击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图为生活在城市垃圾场的超生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国新图库供图

　　在深圳市龙华镇三联社区捡垃圾为生的一对夫妇，生了5女4男共9个小孩，一家11口人挤住在一个烂尾楼里。不久前，丈夫患癌症去世，家人连火葬费都交不起，坐在破楼里一筹莫展。

　　“我丈夫现在去世了，家里连火葬费都交不起，更没钱还欠医院的药费。他死时换上的新衣服和鞋子还是好心的老乡掏钱给买的。”死者陈和良的妻子说，为了医治丈夫的病，家里已经欠了3万元债务。现在丈夫死了，因为没钱火化，遗体还冻在殡仪馆。从当地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书来看，其丈夫名叫陈和良，广东普宁人，今年54岁。陈的妻子告诉记者，他们夫妻在龙华以捡易拉罐为生已经5年。

　　前天，记者在这个烂尾楼内筑成的“家”中看到，房屋内仅有一张床，一台破电视，一个锅，几张椅子，此外别无他物。一张床11个人怎么睡？“平时床由有病的老公睡，其他人全部睡地板”，陈妻说。

　　陈妻告诉记者，挤在一屋里的9个孩子全是他们夫妻亲生，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5岁。记者一个个清点，这9个孩子从大到小的性别依次为女女男男女女女男男，年纪分别为20、18、16、14、13、11、10、8、5岁。最小的5岁儿子根本还无法理解父亲的去世意味着什么，看到记者拍照时，还对着镜头笑，让人为之心酸。

　　陈妻说，夫妻俩20年前就离开老家打工，来龙华之前，曾在海南、东莞等地生活，两个大女儿都是在海南出生的，其余都是在东莞出生的。9个孩子中，两个大女儿小学毕业，最小的两个儿子则从未上学，其余几个读书也没有超过小学三年级的。两个大女儿现在一个在工厂一个在商场打工，工资都是五六百元，都用在给父亲治病上了，其余孩子全部辍学在家。

　　“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陈妻的回答是，由于头两胎是女儿，夫妻俩都想再要男孩。“我们老家，家里没有儿子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陈妻还说，两个孩子出生之后，她回普宁老家去结扎过，但没想到结扎不成功，接着又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她又回老家想结扎，但医生说她身体太差，再做结扎手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就没做，结果后来又生了3个小孩。令人吃惊的是，为了省钱，9个小孩居然全是她自己接生的。对于今后的生活，陈妻说想先卖掉最小的两个儿子，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境再说。

　　超生众生相

　　 农民仍是超生主力军

　　农民一直是超生的主力军。农民超生，源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又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需求：养儿防老。二者叠加，使许多农民置政策、罚款、经济负担于不顾，生了又生。

　　明星大款见怪不怪

　　这些人的名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有影坛大腕，有歌坛老将，有体坛红人，生两个三个孩子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象征。每遇到三角丑闻、惊人畸情，幸福的大肚子和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总会让公众说：看人家多专一，又是谣言。

　　全职太太后顾无忧

　　像大多数30多岁的全职太太一样，家住北京昌平的乔丽娜也是一位有本科学历的全职太太。“我和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与先生一同就职IT公司，因为先生每年25万的年薪完全能够满足全家的生活需要，四年前生了女儿后，我就开始做起了全职太太。”乔丽娜说。

　　“眼看着四岁的女儿已经习惯了幼儿园的生活，与先生商量打算秋季寻找新工作上班，不料年初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对于要还是不要很犹豫。没想到公婆非常支持，几天之内就备好了新生儿用品；先生更是喜不自禁，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养情妇“开花结果”

　　小小官僚邓善红（海南省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的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孩子。情妇成为贪官的招牌，而情妇的数量更是考量贪官能量的重要指标，在这种畸形心态与现实的交织下，一个个呱呱坠地的孩子成了贪官们穷奢极欲的牺牲品。

　　涉“外”成了挡箭牌

　　一些人利用外籍规避计划生育。他们规避计划生育的途径通常有三：一是嫁娶外国人；二是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三是借外出机会境外生子，使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

　　信红梅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非本国国籍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