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折抵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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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哥提供线索可折抵罚分

　　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如以书面、电话、口头或其他方式主动向警方提供信息破获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效制止违法犯罪、抓获扭送违法犯罪嫌疑人等有功行

为，将在得到警方经济奖励的同时，获取奖励分值折抵交通安全违法记分。这是江苏省启东市公安局日前出台的《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详见本报2月15日A15版）

　　直评

　　“折抵”奖励不能此抑彼伏

　　“交通违法记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由此可见，“交通违法记分”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一种惩罚措施，目的在于提高驾驶员的法律意识，减少或避免交通违法行为。

　　被人称为“流动哨所”的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如果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为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理应受到公安部门的奖励，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把折抵“交通违法记分”作为一种奖励，十分不妥。因为，“记分”是对“违法”的一种惩戒，累计达到一定分值，说明驾驶员在法律法规意识方面或者驾驶技能方面还存在不足，就要接受处罚和考试，考试合格方能重新获得驾驶的资格。而任意地折抵“记分”，则会使驾驶员交通安全法规意识降低，甚至会纵容部分驾驶员采取非正常手段达到“折抵记分”的目的。如此一来，一些案件的侦破率也许会有所提高，但是，交通违法行为却并没有减少，甚至还会有上升趋势。这样“此抑彼伏”的奖励措施实在不足为取。

　　江苏省启东市公安局的这一做法尽管初衷是好的，然而背离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本意，擅自扩大了奖励的范围，削弱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威慑力。

　　摘编自《上海青年报》2月15日文/董保纲

　　辨析

　　“道德之功”难抵“违法之过”

　　应该说，江苏启东警方发动出租、客运驾驶员组成流动网络防范、打击犯罪活动，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是，将“助警”之功冲抵“违章”之过的做法，笔者却实难苟同。

　　这首先得澄清一个基本的认识———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而被记分，是法律给予的一种制度性惩罚，任何部门都无权加以“赦免”。交通违章是法律层面的事情，协助警方抓贼归属于社会义务范畴；违章必受罚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而“助警”则取决于公民意愿（可以奖励提倡，但不能强制进行），两者岂能混为一谈？

　　如果“道德之功”都可以拿来冲抵“违法之过”，还要法律干什么？当然也有人说，在刑罚上都有立功减刑的原则，驾驶员违章之过为什么就不能用“助警”之功来加以冲抵？其实不然，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其一，刑罚所沿用的原则，是现代法律人性化的体现———鼓励量刑对象用实际行动“悔过”并检举其他犯罪，此“功”与公民基于社会责任自觉完成的义举有本质区别；其二，前者的行为有助于案件侦破和挽回犯罪损失，而后者虽有功于警方，但其违章所造成的“过错”却丝毫没有削减。

　　启东警方的这一做法，引出了一个问题：在法治社会中，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公民身上兼备的“道德之功”与“违法之过”？江苏启东警方的认识无疑是错误的，过分看重了道德之功，而忽视了违法之过所要接受的惩罚是不能打折扣的。正确的思路应是，首先依法惩过，而后才能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对“道德之功”进行表彰奖励。不能因“违法之过”就否定或者贬低其“道德之功”的价值，更不能用“道德之功”去冲抵其“违法之过”。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月15日文/陈一舟

　　求是

　　驾驶员“将功折罪”背后的权力私化

　　启东市公安机关出台这一规定，本意在于鼓励出租、客运车驾驶员配合警方维护社会治安。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一条规定，必然无法回避如下疑问：其一，如果交通违法记分开了折抵的口子，那么，非但维护治安有功者可以折抵，见义勇为、劳动模范等等都会有折抵的理由。曾经被寄予维护交通安全厚望的记分办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其二，被施以“法外开恩”的为什么仅仅是出租、客运车驾驶员等少数人，既然鼓励维护社会治安，那么折抵奖励为什么不能泽被众人？

　　公众或许会问，这样的红头文件如何能够出台，它是否经过了合法合规性审查程序。笔者认为，在程序问题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导致了“将功折罪”规定的诞生？

　　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领域和行政执法范围。治安的处罚奖励与交通管理的处罚奖励，由各自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基本上属于两条渠道里的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交叉或混淆。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治安的功”抵“交通的过”成为可能？

　　有人以为是驾驶员职业的特殊性使然，毕竟他们既有可能在交管方面违规，又有可能在治安方面立功。不过，驾驶员在整个规则制定过程中不过是一个被动的“主体”，他们基本上没有决定规则走向的权力。

　　将治安与交管混同在一起，并产生出法规错位的，只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公安机关。在我国现行的法治体制内，公安机关既行使社会治安管理的职责，又行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职责。按照法律的本意，管理职责更多地意味着承担行政机关的法律义务，行政机关所获得的公共权力只能是维护公共管理必要的工具，而不能作为行政机关的首要诉求。然而，现实当中，将权力看得过大、甚至惟权力是求的现象相当普遍。被赋予权力的机关，往往将某一领域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在执法、行政过程中显露出太多的随意性。

　　既然治安和交管同属公安管辖，那么用治安的功抵交通的过，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许就是“折抵规定”得以出台的思维逻辑。部门化实际上是一种私化，其表现可以是利益的私化，也可以是权力的私化。在法律规范之外行使部门权力，这显然是权力的私化，是权力的部门化。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月16日文/周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