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为民的山村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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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山里的清晨有点冷，郑九万喝过一碗青菜咸肉粉干汤，裹紧了黑棉衣，又急匆匆出了门。虽然大病初愈，医生再三嘱咐要多休息，可老郑却似乎把医嘱抛在了脑后。他惦记着

那条还在建造的机耕路，要趁早去摸摸进展情况，接着，他还要去和村干部们讨论一下红柿基地的扩建计划……

　　去年10月5日凌晨，温州市永嘉县山坑乡后九■村支书郑九万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牵动了全村村民的心，全村人连夜凑齐六七万元救命钱。去年12月初，郑九万康复出院。

　　或许，没有那场病的话，郑九万可能依旧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后九■村依旧是一个鲜有外人光顾的偏僻山村。短短的几个月间，突然成为了中央至地方媒体追逐的对象，成为了中央及省市县领导关注的人物，郑九万显然还不太适应。

　　郑九万还是那个热心、敦厚的九万，还是那个赤诚为民的山村当家人。

　　■敦厚：不爱说话，但言出必行

　　2月10日上午，采访团一行从山坑乡政府出发，赶往后九■村。11公里的山路，蜿蜒盘旋。靠近后九■村时，路况突然差了许多，中间洒满了碎石块，一路颠簸不堪。

　　随行的乡政府有关人员说，这段2.45公里的山路，就是郑九万和村干部们日夜操劳、四处奔波而修建的机耕路。由于资金上存在缺口，目前还没有能力进行平整和硬化。

　　听说省里采访团要来，好客的村民们早早地等在了村口，伸出一双双生满老茧的双手，热情地迎接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海拔800多米，从村头走到村尾不用5分钟，随便站在哪里大喊一声，整个村子都能听得着。平时很多人都到外地打工赚钱，只剩50多人留守山村。

　　采访团在简陋的村委会办公楼里开准备会时，一个戴着鹅舌帽的老人悄悄地走了进来，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自顾自地坐了下去。老人一声不吭，只是一直笑呵呵地看着大家。

　　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为民支书”的郑九万。当我们纷纷向他问好时，郑九万爬满皱纹的脸上笑容满溢，用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一个劲地说：“大家辛苦了。”

　　当我们询问村民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时，老郑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憨憨地说：“我也不知道啊。”

　　听村主任刘建鹏说，老郑一向不大爱说话，也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但做起事情来雷厉风行，决定了的事情，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想办法完成。而这，也正是其他村干部敬佩他、村民们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热心：小山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说起郑九万平时的为人，后九■村的村民们可全都是满肚子的话，抢着要告诉我们。

　　虽然绝大部分村民都不会说普通话，可他们说话时夹杂的手势和表情，足以表现出老郑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村民刘良平说，九万一直以来都是个热心肠，为人厚道，村里不管谁家遇上什么事，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帮忙。

　　村民刘锡忠长年在外打工，家里80多岁的父亲一直没人照顾。郑九万一有空，就到老人家里陪着说说话，给老人解闷。到了农忙时，郑九万放着自己的农活不干，先帮刘锡忠家里收割庄稼。

　　村民刘良仁说，前几年，他撇下家里两老，到外省谋生。有一天，老父突然高烧不止，又是支书背着老父，赶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把老父送到隔壁镇里的卫生院。

　　就连14岁的孩子刘国祥，也觉得这位郑支记格外亲切。小时候，每当父母不在家，刘国祥都是被接到老郑家里。“他从来不骂我，有时还陪我一起玩。我一点也不怕他。”刘国祥说。

　　“老郑一心替村民着想的这份热情，真正感动了这些村民们。”山坑乡党委书记麻东福说，“所以，当老郑生病后，才会有那么多人为他牵肠挂肚，有那么多人替他凑钱看病。”

　　当初，郑九万病急的时候，村民刘良礼因为要照看家里的养殖场，并没有赶去医院。吃过晚饭后，刘良礼和几个留守山村的村民聚到了一块儿，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听说老郑可能有危险后，几个大老爷都情不自禁地哽咽了起来。

　　■廉洁：贴钱给集体，饿着肚子出差

　　郑九万的两层小木屋，建在一个山坡上，平时只要站在天井上，就能把村里看个一清二楚。

　　这同样也是一个清贫的家，住了三代人的小木屋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破旧不堪，但一直没钱好好翻新一下。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两个儿子的婚房里，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也都是空荡荡的。

　　小儿子郑奇才为了照顾父亲，今年还没有出门打工。“他对我们很严厉。我们从小都很怕他，也不敢和他多说话，有时候路上远远看见，我也会绕着道走。”

　　郑奇才描述了一个和村民心目中不同的郑九万，“我和我哥娶媳妇后，他说家里穷，省点钱，叫我们都不要摆酒席，当时真觉得挺没面子的。”

　　“其实支书的不少钱，都是贴到村里去了。”村主任刘建鹏说起了一件往事。当初，村里开始修建机耕路的时候，村民刘永龙担心挖土机会压坏他家地里的油菜，挡在挖土机前，说什么也不让挖土机开工。郑九万听说这事后，悄悄塞给了他100元钱，算是补偿。

　　后来，刘建鹏找到了老郑，让他到村集体里领回这100元钱。可没想，郑九万说什么也不肯，只是一个劲地说，“这是我自己给他的钱，并不是集体出的。”

　　刘建鹏说，这几年来，郑九万贴到集体里或者用来救济一些更为困难村民的钱，至少有一两万元，这其中，有些还是郑九万临时向亲戚借来的。

　　而当用到集体的钱，郑九万却显得非常抠门。按规定，村里每年可以到乡里报销一些招待费或差旅费，可老郑报销的都是几毛、几块买干粮的钱。有些时候下山开会或者办事，郑九万从来都不会去上饭摊，如果来得及，就跑11公里的山路回家吃饭，实在饿了，也只是买个麦饼填填肚子。

　　■公正：对子女严格要求，不给朋友开后门

　　有件事，至今还让郑奇才“耿耿于怀”。几年前，他和哥哥先后写了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爸爸。可没想到，郑九万瞥了几眼，就把申请书放在了一边。

　　“爸爸说，我和哥哥都还很年轻，和村里的其他人相比，也还不成熟，不能搞特殊关系，要让其他村民先入党。”郑奇才说，“他前后发展近10个党员，可就是不让我们先入党。为了这事，我生了好一阵子的闷气。不过，爸爸这次出院后，我又写了份申请书，瞒着爸爸，偷偷交给了村里的一个副书记。”

　　已退居二线的村干部刘松杨，也向我们说起了一件往事。1996年，郑九万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没有继续担任支部书记，并由刘松杨接任。

　　后来，郑九万吃了一年药，欠下不少债务，带着全家人去了杭州打工，帮人家“弹棉花”。“2002年，当郑九万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又看中他，要求他重新担任支部书记。”刘松杨说，“他为人一向公正，办事稳妥，所以我退下来后，也没有任何想法。”

　　刘良礼是郑九万儿时的玩伴，两人关系至今也不错。修机耕路的时候，村里要求每户人家都要出点钱，可刘良礼在外打工，一开始并没有交上钱。

　　“有一天，九万给我来电话说，虽然我们关系比较好，但这钱一定要交了，否则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刘良礼回忆说，“当时我确实也拿不出钱，九万就先拿出了500元钱替我垫交了。”

　　■实干：“愚公移山”，让村里富起来

　　郑九万病倒的一个星期前，村里的机耕路土方工程才刚刚完成。这条机耕路虽然还很简陋，但是，能通路，一直都是后九■人的梦想。

　　从郑九万开始担任支书那年起，他就暗下决定，一定要把村里通往外界的公路修好，让村民们尽快走上致富之路。可是，光凭60多户人家，想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

　　时间在推移，山坑乡通乡公路开工建设的消息终于传来。郑九万激动得一连几天没睡好。他和村干部计划着要挖出一条山路，接上外边的通乡公路。

　　从那以后，郑九万白天往乡里跑，往县里跑，联系部门争取资金支持。晚上，他赶回村子后，又动员村民一起集资修公路。可是，没有大型机械，没有专业技术，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机耕路，这无疑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全村的男劳力全部都上了“一线”，郑九万更是把两个儿子也召了回来，一起修路。

　　去年2月份，郑九万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可他强忍着，硬是不肯上医院。有一次，他正带着一些村民在山中修路，突然整个身子都僵住了，站也不是，弯也不是。跑过来搀扶他的村民们这时才发现，支书腰中一直贴着一张膏药。

　　现在，机耕路终于成型了。因为各级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帮忙，后九■村也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出院后的老郑，也忙着盘算新年新计划。

　　机耕路，还要进一步拓展；他引进、试种的高山红柿、青椒等经济作物，还要扩大种植规模；村里的水库，也要好好修一修了；电话，村里还只有一部；有线电视，也还没看上……老郑感到，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