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红色历史资源开发埋单

　　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小说《红岩》以1949年解放前夕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较量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影响教育了新中国的几代人，也使“红岩精神”走向全国。但是，经过纪念馆门票价格听证会，重庆有关部门近日批准，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门票上涨一倍。（2月16日新华网）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另一个准确称呼应该是红色历史

资源。但伴随着国家财政划拨带来的入不敷出，涨价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程序。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红色历史资源之一的歌乐山，究竟该坚守自己的公益底线，还是追逐市场化的最大利益效果？

　　若是单从局部的范畴来看，歌乐山遭遇的财政尴尬纯属是个案性质；但若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财政危机放诸于全国的范围之内，歌乐山的境遇又不仅仅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遭遇，而是此类教育基地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该不该涨价，或是经过听证之后该涨多少，而在于类似于歌乐山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该将其资源由建馆之初的公益化性质转型为市场化？我以为，这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个理想的状态，自然是通过国家财政的补贴，使得类似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这样的红色旅游资源继续保持着公益化的超低价。但从国家财政的具体现状看，这样一种愿望更类似于奢望。既然理想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那么类似于歌乐山这样的红色旅游资源，为何不可以通过涨价来维持这一资源的基本运行？

　　当然，在政府财政拨款与红色旅游景点涨价之间，还存有第三条路，即通过发行彩票与接受捐赠的方式。这乍一看有很强的操作性，但现实可能性几乎为零。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的人，大概也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类型。

　　由此看来，谁来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维护埋单，还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国家财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大环境下，在接受捐赠还属于乌托邦式臆想的背景下，经过听证之后的适度涨价虽然有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公益性，但也实为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