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舞影长存

　　本报记者王慧峰

　　“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2006年2月9日，著名作家刘白羽眼中“把整个生命溶解在艺术之中”的戴爱莲先生

走了。新华社的讣告称誉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之母”更是朴素地表达着人们对她卓越成就的肯定。戴爱莲，一个享誉世界艺术界的名字，一个开创了中国舞蹈史上无数个第一的艺术家。但是，在与其有过交往的人们心中，她不仅仅是世界艺术界的权威，不仅仅是中国舞蹈界的泰斗，更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将舞蹈与生命、艺术与人生完美结合的、完整的、纯粹的人。

　　据悉，戴爱莲先生治丧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戴爱莲先生遗体送别仪式。

　　“因为我是中国人”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四位杰出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在当年的揭幕式上，她曾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爱祖国，爱自己民族的艺术。她的爱，是那么炽烈，那么忘我，那么义无反顾。

　　这，是所有与戴爱莲有过接触的人们都能强烈感受到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戴爱莲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为什么要放弃国外的一切回到祖国。今天，这七个字品味起来更加重于

　　戴爱莲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毅然回到祖国，并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思乡曲》、《卖》、《拾穗女》、《游击队员的故事》———这些舞蹈，无一不表现出对于苦难人民的同情和祖国命运的关注。在后来的岁月里，戴爱莲带着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的梦想不辞艰险、不惧劳苦地步入川康等少数民族地区，探寻中华民族舞蹈的真谛，即便到了七、八十岁高龄仍然采风不辍，向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民间集体舞蹈。

　　十年浩劫，身心均遭受残酷迫害的戴爱莲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丝毫没有改变。粉碎“四人帮”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戴爱莲回答：“这里是我的祖国！”

　　戴爱莲对自己的学生、亲友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爱国，要爱我们民族的文化”，她经常向外国的朋友说：“我为我们的民间舞蹈而自豪！”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她最打动我的就是那颗赤诚的爱国心。”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赵士英向记者回忆起他与戴先生交往中一个难忘的片断，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艺术汇演中，戴爱莲看到他以往画国外的舞蹈比较多，便叮咛他“不能老画外国的，应该多画一些我们本民族的舞蹈。”之后，赵士英按照她的嘱托为56个民族的舞蹈各画了一幅并集册出版，得到了戴爱莲的称赞。“戴先生这一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国家发达和民族兴旺的期盼，那种强烈的发自心底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真的是很少见。”

　　“她的非凡之处在于她生长在国外，受的是完全的西方教育，甚至中国话讲得都不太准，但她有一颗中国心。”全国政协委员、舞蹈艺术家姚珠珠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戴先生指导她排练《飞天》时对敦煌艺术的独到见解，“她对祖国的文化是那样酷爱，立志创建真正属于中国的舞蹈体系。”视恩师戴爱莲为“领路人”的姚珠珠记得戴先生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这爱促使她在创作中不懈地追求中国舞蹈的神韵，将一生的全部热情献给祖国和民族。

　　两个爱莲

　　中国舞蹈界有两个爱莲，同是舞蹈大师，同样祖籍广东。

　　谈及这个美丽的巧合，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艺术家陈爱莲表达了对另一位爱莲的无比崇敬：“无论是戴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修养和本人的品格，还是她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都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令陈爱莲尤感钦佩的是戴先生花费了毕生精力到民间搜集民族传统舞蹈然后广为传播，身体力行地为传承、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做着积极的贡献。“无论社会上的浪潮如何，戴先生一生没有告别，从未谢幕，始终在为中国舞蹈事业做着贡献。我要学习她这样做。”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对她有这样的印象:率真、坦荡、质朴而单纯。在陈爱莲记忆中，戴先生还是个颇为开朗风趣的长者。由于中文不好，戴先生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弄出些笑话，一些经典在朋友同事间善意地流传，比如她被邻居家的狗咬了便去向人家投诉，“你们家的狗在我腿上开饭”，想洗澡会说成，“我要洗一个大脸。”陈爱莲说，她曾就此问过先生，戴先生笑言，“有时其实是有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在芭蕾舞团门口碰到先生，她突然高兴地向我喊道：‘你工作吧，我不用工作了，你的就都是我的’。”陈爱莲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感觉很温馨。那时的陈爱莲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舞蹈女神，不知情的人常常会将她和戴先生这“两个爱莲”分不清楚。“戴先生心胸开阔，对培养年轻一代非常用心，对我们后辈也很肯定，她不愧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了”

　　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冯英来说，戴先生的离去多少有些突然。“我腊月29那天还去看望她，当时她各方面都很好，看我穿一件红衣服还直夸说‘你今天真漂亮’。”回忆起与戴先生相处的点滴，冯英感叹受益终生，“她的事业心非常强，把全部的生命和爱都投入到舞蹈中去了。”

　　“先生始终非常关注年轻人的成长，一直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和鼓励。”冯英告诉记者，她和戴先生的接触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已是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的戴爱莲仍呕心沥血培育着芭蕾新秀，还经常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请一些国外名家来帮助排演。作为戴爱莲最为宠爱的学生之一，冯英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戴先生对人才的热爱。“当年在排《吉赛尔》这样难度较高的剧目时，大家都没什么信心，我也有点发虚，可每次排练戴先生总会鼓励大家说‘不错，今天表现非常好，要有信心。’在赞美肯定的同时再悉心指导我们年轻人。”冯英告诉记者，戴先生一直很关爱她，几乎不错过她演出的任何新戏、大戏，每一次还会到后台对她进行指导，戴先生的一句“不管我身在哪儿，我都会飞回来看你的演出”让她感动不已。

　　“那是个出场然后看到王子一刹那间的动作，她让我反复排了十多次。她说我技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表现出天鹅第一次看到王子那种复杂的心情，‘要学会用你刹那间的呼吸来表达人物’，她的指点让我受益匪浅。”上世纪90年代初复排《天鹅湖》时戴先生的这个点拨令冯英铭记至今。“1996年6月20日我告别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中，演出了戴先生要的那种感觉，后来她抱着我说：‘你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了’，那天我真是激动地热泪盈眶。”

　　“她心中只有舞蹈，没有自己。”在冯英记忆中，20多年来每次和戴先生在一起，她总是关切地询问与舞蹈有关的事情，从来不讲自己。“她就像荷花一样，清新，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