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本报A07版有一篇“社会观察”:广州街头为何如厕难？缘起于几位东北游客的投诉，认为广州的风景名胜、商业氛围和市民的热情都给他们印象颇深，尴尬的是公厕难觅，“方便”的时候不够方便。
这个问题真的算是老问题了。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人就对咱们的厕所留下“相当不良”的印象，不知哪个老外还将在咱们这儿上公厕“恶搞”为“一跳二叫三笑”:“一跳
”，因为污水横流；“二叫”，因为蛆虫满地；“三笑”，因为没有隔板。去今30来年前还是这个样子，古代就更不用说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的大将军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您看，连皇家级的厕所——那还不是公厕呢——也得靠用枣子塞住鼻子来排斥臭味儿，也就是说，宁可以消极的防御抵抗积极的进攻，也没有想到怎么标本兼治。但古人记载这件事当然不是让我们溯厕所这个老问题的源，而是旨在告诉后人，王敦那家伙吃塞鼻之枣，违背常理，是在装糊涂，足以证明他是个大奸之人。
当外国人没有指出我们的厕所的弊端时，早就习惯了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个问题；而在有了意识之后，至今却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意识到的“大”，只是搞过一系列发狠的举动:投入巨资修建天价公厕。于是全国各地似乎在较量谁对单个厕所的投入高，谁的厕所功能设施齐全(有的还声称可以托婴)。这种从一个极端(缺少)走向另一个极端(豪华)的幼稚行为，不少人包括笔者在内，当它们露头或行将露头的时候，都曾予以当头棒喝，如今它们的命运如何值得关注。这种极端之举实际上暴露出我们中国人的一条软肋:欠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意识，凡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
据去年零点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31个城市中，“如厕最不方便的城市”是深圳，紧随其后的是广州，冠亚军全在我们广东。这项调查有没有地域歧视我们不知道，但身居其中的我们在街上想要“方便”时同样感受得到不够方便也是事实；不过，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即使不是从“维护本土尊严”的角度出发，似乎也可以断言全国其它城市在这个问题上也好不到哪里去。您瞧，前几天上海才刚刚试运行一套“公共厕所信息查询系统”(2月7日《青年报》)，“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或按指定方法发短信到一个手机号码，“就能迅速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公厕”。相对于他们出版发行140页的《上海市区公厕指南》，信息查询自然是方便了。但最重要的前提是您得记住那两个电话号码，方不方便我不说您(包括上海人)也知道。
昨天的《羊城晚报》也报道，深圳如今花6元钱买份地图，也可以“轻松行方便”，因为新版地图上标明了全市300多处公厕的位置。应当承认，为了“方便”更方便，城市管理者是在不断努力的，只是步子迈得太小，速度太慢，跟不上百姓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