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点:商榷“金钱背后的刑罚”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推出了《关于刑事自诉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试行）》）。《规定（试行）》指出，对于依法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如其积极主动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法院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情节轻微的，还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朝阳区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举措“可以促使被告人积极赔偿，对被害人来说

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社会各界对朝阳区法院这一类似于“立法”的规定微辞颇多。

　　有观点认为，对于《刑法》规定的刑罚方式，依据法律规定，其适用和解释权应当属于其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此规定，朝阳区法院作为基层法院不享有立法权，同时也没有司法解释权，因此无权对刑罚适用作出具体规定。尽管《规定（试行）》只限于朝阳区范围内，是法院的内部规定，但是从实质内容来说，无异于对《刑法》的明文规定作出了如何适用的法律解释，此举是一种越权行为。

　　我国《刑法》明确指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对于《刑法》作出明确规定的事项，非经法定程序，任何机关或个人无权改变，而且必须严格依《刑法》规定办事，不得随意裁量。即使确实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减免刑罚，也要遵守《刑法》关于减刑、假释等制度的规定。朝阳区法院规定的“对于依法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只要积极赔偿受害人就可相应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明显是对《刑法》条文的扩大解释，超出了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违背了“罪刑法定”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积极赔偿受害人就可以减免处罚，民间似乎可以理解为“破财免罪”，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法律冲突。平等适用刑法的具体要求在于：对于实施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人犯罪，都必须依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如果说“主动赔偿”就可以为犯罪“埋单”甚至可以减轻刑罚，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是用钱解决不了的呢？“富有”者只要积极赔钱，且认罪态度良好，即便是故意犯罪也可减免处罚，“贫困”者没钱赔偿，就算是过失犯罪，也得“罪刑法定”，将被告人以“钱”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同样道理，不同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了同样的侵犯，但施害者接受的处罚却因为“钱”而有所区别，这也与公平公正的原则相背离。

　　另外，朝阳区法院作出的上述规定，当然只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及当事人产生效力，其他地区没有此种规定也不受此规定调整。试想，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案件被告人积极交赔偿金就可以轻判，其他区法院审理类似案件该条例对其没有约束力，相同的犯罪因一个“钱”字便产生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法的统一又如何实现？

　　如果地方法院都以此种内部规定的形式来“变通”法律的适用，而真正的立法者又默认或者允许这些规定存在，甚至使其逐渐成为合法的规定，我们将面临一个“百花齐放”的“法律大全”场面，法律冲突也会时时发生。一个城市的法律尚且无法实现统一，一个国家就更难了，长此以往，恐怕只能是“立法”越来越频繁，“司法”越来越混乱！

　　近年来，地方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以执法者的身份代替立法者“变通”法律适用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这样的作法，似乎是在为立法者“排忧解难”，然而无论是从制定主体、实质内容，还是实施后果来讲，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