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才和他的民工子弟学校

　　奉贤区光明厚才民工子弟学校虽略显简陋，但孩子们学习却非常认真。梁建刚摄

　　没想到，采访竟是这样开始的。采访车到奉贤区光明镇，我们等在事先约好的地点，然而，电话中说自己早已等在汇合点的光明厚才“文盲校长”王厚才却一直没有出现。

　　差不多半小时，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才迟疑地走来：“你们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吗？”

　　“是。”

　　“嗨，我就是王厚才。一开始就路过你们的车。可我不识字，车上那么大的‘解放日报’四个字我都认不得。要你们等这么久，对不住啊。”汉子黑黑的脸不好意思地笑。

　　“这些天电视上看两会，天天都有关于让民工子女能更好上学的消息，心里暖乎乎的……”

　　有意思，大字不识却心怀天下，我们跟着王厚才向他的民工子弟学校走去……

　　白菜肉片冬瓜汤

　　远远的，就看到学校飘扬的五星红旗。

　　从大路拐下来，刚下过雨的土路上，水塘一个接一个，踮着脚尖走了约50多米，这才到学校门口。

　　中午11点刚过，学生放学。校园里的热闹老远就听得见，学生一个个从学校边门跑出来，就鸟一般飞散开了。王厚才说，这都是中午回家吃饭的学生，是要证件才能出校门的。为了安全，大部分学生都在学校吃午饭。

　　进门，迎面似乎刚刚粉刷白净的三层教学楼上满是放学后的学生，左手边，一排蓝白相间的平房，右手旁就是操场，约摸四个篮球场大小，但只有近门口有一副篮球架。操场上等着吃饭的学生，大声地吵着、闹着，洋溢着孩子们特有的精力旺盛和快乐。

　　见惯了上海的学校，这里的条件似乎距离并不遥远。尤其当我们走进食堂，完全用不锈钢打造的操作间、流水台、炉灶更让人印象深刻。“改造这个就花了7万多元，”王厚才说，“为啥？就想让家长放心，我们也能让孩子们吃好。”这个近40岁的安徽霍丘县汉子，眼睛不住地向正吃饭的学生们瞅。

　　这天中午吃的是白菜肉片和冬瓜汤。掌勺的大师傅说，这是学校的要求，孩子长身体，保证每顿要见肉。王厚才看了下学生碗里的菜，这才领我们向教学楼后面走，“学校正在教学楼后面一溜空地上建新厕所。这个学校是去年暑假投资65万元建的。后来开学前重修食堂、大楼粉刷和铺防水屋顶又花了17万元，现在孩子多了，以前两个小厕所也不够用，还得修。”

　　再上楼，楼梯拐角的厕所散发出一股子味道，王厚才皱着眉头，“天要热了，修厕所还得加快……”王厚才憨直地说：“虽然把积蓄都投进来了。但学校的硬件还是有点不理想。”

　　“这个学校我办定了”

　　对王厚才的“传奇色彩”，我们略有耳闻，当地人甚至将他的事与历史上著名的武训“行乞助学”相比。聊到这个话题时，他打开了话匣，我们渐渐对他有了真实的了解，“办学校，只是希望我们民工的孩子有文化、有出息。”

　　20年前，18岁的王厚才揣了18元钱从安徽霍丘县潘集镇“闯”到上海。这个从没上过学的汉子从挑石子、扛水泥干起，一直到后来做蔬菜和副食品生意，“生意最大的时候，光明镇一半的蔬菜副食品都是我经手。”

　　说来凑巧，就在生意最红火时的1999年，一个老乡找到了王厚才，说他在镇上办学校还缺点钱。“我一听是办学校就来了。当时只有四间破库房，3个老师，40多个学生。破房子漏风，一到冬天更冷。”

　　仅仅一个学期，当初拉王厚才入伙的老乡携款跑了，当40多个孩子的父母围住王厚才的时候，他拍着胸脯说：“只要我王厚才在，这个学校我办定了。”

　　为啥？“那时镇上打工的已经很多，带来的孩子却很少上学。我每次见了都急，这咋行，咱已经吃了亏，孩子再像我一样大字一个不识，吃大亏啊。孩子一定要上学的。”王厚才对没上过学的遗憾深有体会，“1991年，一家锅炉厂一个月400元招锅炉工，都谈妥了，可最后选上的，却是一个我觉得不如我的人，工厂说，要选你，万一锅炉出了问题要修，你看得懂说明书吗？我当时真恨自己，头都抬不起来。”

　　这让王厚才铁了心，放弃全部生意，扑到办学上。办学不容易，最困难的时候，他把房都卖了：“当时政策是房子买5年就能办蓝印户口，那时我就差几个月……”

　　厚才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学期孩子的学费，虽说确定是小学300元，中学500元，但实际上，学费基本都是学生家长和王厚才面谈确定。“都有难处，至于我，只要能支撑下去，就行。这些孩子，最起码他们已经比我强了。我希望他们以后都能比我强。”

　　现在，光明厚才学校已经从当初的40多个学生发展到从学前班到初三13个班级600多名学生。尽管还是支大于收，但王厚才坦言，“日子已经基本能过下去了。”

　　他特地带记者看校门口的一块金色牌匾———“安全办学先进校”，“这是区教育局以前发给我们的，这是对我们的承认。”王厚才很自豪。

　　孩子露出小米牙

　　站在学校的操场中间和老师们聊天，学生们都远远地看，一个孩子冷不丁地拉着一个伙伴的手，凑到我们身边，红色的运动服，小小的个子，嘿嘿一笑，露出一排小米牙。在记者的本子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樊开印。

　　这个12岁的四年级小学生，挺懂事地和记者聊，“我家是安徽安庆的，我爸妈都在光明鞋厂打工，我这学期才到上海，这里上学比老家好，我想留在这，以后能上复旦大学。”

　　面目清秀的胡良丽来自安徽霍丘，正上初三的她在厚才已经读了3年，在校长王厚才的眼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这孩子绝对是个读书的料。”

　　为了这些孩子，不但需要桌椅板凳，更需要好的老师和管理人员。为此，王厚才奔走游说。

　　原在老家也是教师的赵行琳，是学校最初的3位教师之一。她回忆道：“当年，第一任校长跑了之后，他就对我说，不管多困难，学校也要坚持下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

　　何卫国是学校副校长，他早年做过教师，后来下海经商，具有一些管理经验。王厚才听说后，转折几层关系才找到了已经退休的他。“说实话，月薪800块谁要留啊，我还是真的被他感动了。他几次找到我，说这些孩子的不容易，和我说他对学校的设想，他希望我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能让这个学校真正走上正轨，来到这里后，我知道自己走不了了，被孩子的渴望和求知欲感动了。”

　　何卫国告诉记者，学校有21名老师，外地老师和本地退休老师各占一半，其中11名教师有大专和本科以上文凭，有的还曾经获得过“上海市模范班主任”的称号。

　　那个“上海市模范班主任”，就是光明中学的退休教师龚山林。已退休3年的他，现在每天早晨从家里骑车20多分钟赶到学校来上课。“王校长对我可谓‘三顾茅庐’。一开始我想退休了享清福，结果三年里他跑我家不知道多少次……现在，每个星期我都有20多节课，满当当。”

　　龚山林说：“外地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一样，有的聪明、有的活泼、有的踏实，其实他们更不容易。作为教师，我没有理由不满足他们，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成才。”

　　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成才，这是老师的祝愿，是校长王厚才的希望，也是这里每个孩子的愿望。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视察北京民工子弟学校时在黑板上写下的一句话。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各地政府要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当地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华师大教育管理学院李明华教授正进行一项有关民工子女教育的研究。他说：“民工子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已经走出乡村，来到城市，却又和城市不尽合拍，这对全社会来说都是从未面对过的问题。他们在城市上完初中，相当一部分将流入上海，成为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因此，提高他们的素质对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据统计，截至2004年，上海外来人口中约有32万为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少年儿童，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子女。可喜的是，上海已经在解决这一难题上踏出至关重要的一步。2004年，上海颁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探索以公办学校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运作格局，要求对农民工子女与本市学生同等对待。随后又规定，面向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在此基础上，上海各个区县积极探索，涌现出几种办学模式。奉贤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副科长张培良介绍，奉贤目前约有3万名民工子弟，其中1.7万学生仍在31所民工学校读书。“教育局的目标是，整合民工子弟学校，到2010年，逐步向正规民办学校方向发展。”

　　2005年，奉贤区教育局针对外来民工子弟必须回原籍参加中考的问题，在12所公办学校试点为民工子弟开设教授全国统编教材的班级，只收取小学380元、初中530元的学杂费，大受欢迎，一次招生近3000人，今年预计将达到6000人。

　　李明华觉得，奉贤的做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下一步，我想应该探索如何提升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并能加大帮助和扶持力度。此次上海‘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高上海的基础教育质量和均衡化水平……加强对来沪从业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服务和管理，是个关键。”

　　“教育，是带给孩子希望并教会他们希望实现的方式，是标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摇篮。我们要做的，就是延续他们的希望。”

　　问王校长，有谁帮过你们吗？王厚才指着操场上的篮球架：“热心人不少。上个学期刚开学，就有人捐赠篮球架、图书和200套校服。区教育局也常常出谋划策，指导我办学。上次我们整修好了食堂，还给了我们奖励。”

　　今后呢？王厚才指着操场一头的仓库说，“我已经买了20台电脑，给孩子们开电脑课，就是桌椅还没着落，这两天正忙呢。学校还想建物理、化学实验室，哪家学校有富余的实验器材，能不能给我们调剂一些，我代孩子谢谢你们了。”

　　他说着，带着不好意思地笑，注视着记者的眼神，却满是期待。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刘颖 实习生 魏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