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状元村每户收入不超千元 27年出5百大学生

　　养育了3个大学生的64岁老汉董天国 摄影吴东俊

　　贫困还是这个村的面孔。干打垒的黄土上盖个茅草搭的顶，村里85%就是这样的草屋，至少还有一半人没办法完全解决吃饭问题。用当地村民的说法是，每年三、四月断米的有

一半以上家庭——那时正好存粮用完，新粮还没下来。时常要断盐的也有1/3左右家庭，即使一包盐才1块钱，这就是贵州出名的状元村。

　　有两个疑问让这个村子引人注目:是什么因素让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意味着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总共出了500多个大学生，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出了这么多大学生的村子依然贫困？

　　求生的出口

　　赵世琪说话很快，声音很大，一套套的很有逻辑。他几乎是用夸耀的语气回忆他用一辈子做出的这个决定。即使这样，赵世琪还是强调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投资，他更愿意对记者形容说是——“求生”。

　　事实上，状元村的故事恰恰是从这个家庭开始。正是有了赵世琪家的成功，才带动了村里许多人开始效仿。

　　1979年，根据赵世琪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1亩地一年最多产粮食600斤，也就是1亩土地大概就够一个人吃一年半。而困境在于，“我们是根据1979年人口数量分土地，每个人可以分1亩，这样可以生活下去。但是1979年后生的人是分不到土地，最倒霉的情况是夫妻两个在1980年有孩子，他们在1979年因为只有两个人头数，所以只分到2亩多地，如果他们生了4个孩子，那等于6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要是孩子结婚，各自又有了后代，那些地再一分，你说怎么过日子？而且，为了能在土地上有足够发言权，农村必须要生多个孩子，要不就会被欺负，甚至会被兄弟多的人家抢占土地。像我们这一代大都七八个孩子，这样下去能靠土地养得活吗？所以我当时想要赶紧找出路”。

　　赵世琪是坐在自家那栋全村最早的、目前也少见的水泥楼房里和记者聊天。他笑眯眯地告诉记者，他决定明年就和老伴一起去旅游，从贵州到上海再往上面到山东、北京，然后转到甘肃、四川刚好可以绕一圈回来。村里人都认为他家肯定是龙场村的首富，而这就来自他在1979年的那个决定。他觉得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并且老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可惜窝在村里了，所以“从一开始我想到的不是让孩子能活下去，而且能有机会活得更好”。他1962年初中毕业后就到隔壁村的民办小学教书，当时工资一个月是12块钱，后来涨到15块钱。1968年7月份，赵世琪带着一本几何书回到村里，专门给人做木匠。“我们这边的风俗是出嫁的时候要做一整套家具当嫁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当时做木匠一个月能挣30到35块钱，比教书高出1倍多。

　　1979底分地，当时他们家总共分到9亩多地。分地后赵世琪开始核算，算到几乎绝望，当时他家的孩子已经有一个在读高中还有三个在读初中，“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1毛、1毛1，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头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10块20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100多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学费”。

　　在那时候其他家庭选择的是让孩子辍学，他硬是坚持让孩子读书，就因为“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现在能熬过去，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当时大家都穷，钱是没地方借贷的，“幸运的是，记得1979年时候，地刚分包，就有乡干部过来动员种烟叶。我是村里第一个种的，因为烟草一斤3毛多，价格比大米多3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个三四倍，所以我们家的收入在第一个孩子1982年读大学的时候，就比普通家庭多存了好几百，甚至近千元了”。

　　赵世琪的举措开始引起大家注意应该是1982年，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赵代龄考上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学费6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大概30元，而国家当时的政策几乎都负担起来了，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200块钱，他一年回来几乎都没有用完”。1982年的时候还陪他大儿子去了一趟哈尔滨，“当时心里想，如果是这样，这几个孩子肯定都能送上大学，不用发愁，所以就觉得可以拿些钱到哈尔滨走走”。他一来一回总共就花了105块钱的路费，回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开头就是“我在哈尔滨看到”，结尾都是“所以还是读书好”。引得别人也心痒痒的。

　　“他们倒不是因为读书可以出去动心，而是读出去了一个人，竟然是由国家供，家里省了一张要饭的嘴巴。这点对农村人很重要，而且那时候大学毕业还可以国家安排工作，这样算起来就很划算，所以开始有人也跟着读书了。”赵世琪说。

　　不过赵世琪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学费开始涨。从几十块到1200再到2600再到4700元，特别是1992年之后”。1992年是他觉得日子最难过的一年。“1992年，老二和老三考上大学，当时大学学费已经要1200多元了，还有3个在读中学。从1982年学费开始涨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出路，我本来的打算是，干脆包产到户，老大毕业完后供老三读，老二供老四读。没想到，当时就老大一个毕业，月工资也才不到1000元，根本供养不了，所以那一年就去借高利贷，总共借了8000多元。”

　　“我们家算很幸运，熬过1992年，家庭计划就推行得比较顺当了。因为老大的工资开始涨到一个月1200元，老二毕业出来后，家里一下子就宽裕了。虽然到老四1996年上大学时候，学费已经到了2600元，但那时候老大老二老三都工作了，就让他们兄弟一个供养一个，我们老的就退休了。”到了2004年最小的孩子赵代滨大学毕业分派到云南玉溪工作，“我们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离开土地了，我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也够了。”赵世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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