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鲁克夫妇: 六十年情牵十里店

　　十里店——河北武安一个村庄的名字。

　　虽然与十里店邂逅已近一个甲子，但1948年前后十里店的情形依然会出现在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鲁克的梦中，当然同时出现的还有她已经去世的丈夫大卫·柯鲁克。

　　1947年12月，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十里店，观

察和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整个过程。他们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在十里店住了6个月，过着与农民同甘共苦的生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8年，正是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一年。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共同撰写的报告文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及他们围绕1937年至1947年中国革命所写的《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也就成为了那个火热年代的鲜明缩影。而这两部作品聚焦的都是太行山下的这个小村庄———十里店。

　　近日，笔者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一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简陋宿舍里，见到了已经90岁的伊莎白。老人依然笑靥如花，穿一件对开襟的绿色毛衣，波浪式的银发一丝不苟拢在脑后，极瘦，但精神矍铄，腰板笔直，走路仍然很快。

　　1、人类学者

　　“他们身上有作为人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洋溢着人道主义的关怀”

　　广源闸位于北京万寿寺以东，横跨长河，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号称“运河第一闸”。不过，如今的广源闸周围，已经没有了帆樯绵连的景象，而是一派闹市。

　　就在这片闹市高楼的边缘，突兀着一座极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小院，这家的主人叫柯鲁，一位在中国经销洋酒的生意人，他的弟弟叫柯马凯，一位在北京办学的教师。他们是柯鲁克夫妇的儿子。

　　在宽敞的客厅里，墙上放大的黑白照片，正是年轻时柯鲁克夫妇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合影———照片中像当地农民那样揣着手、穿着粗布老棉袄的伊莎白和丈夫幸福地笑着。

　　兄弟两人的父亲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期望了解中国革命的柯鲁克来到上海，后来他在大后方四川遇到了年轻漂亮的伊莎白———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很快，他们订了婚。

　　二次世界大战后，柯鲁克夫妇又回到中国。

　　1947年秋天，华北大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全面内战，断绝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公开交通，只有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间保持着运送救济物资的几条通道。

　　11月的一天，三四辆车身贴有联合国标志的吉普车出现在沧县解放区的北部边界线上，其中一辆车上，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来的两名英国共产党员。这是一对夫妇，男的就是大卫·柯鲁克，女的就是伊莎白·柯鲁克，他们用简单的中国话热情地向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同志打着招呼。

　　至今伊莎白还记得，手持英共介绍信的他们经香港转道上海、天津来到晋冀鲁豫边区。曾经在西班牙与法西斯进行过战斗，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流过血的柯鲁克，早在1937年就从《西行漫记》中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了解到延安的窑洞。此次，他们两人打算在解放区停留18个月，亲身体验一下1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社会的生活。

　　当年，年轻的伊莎白做人类学研究生时，曾在四川阿坝藏族人居住的地方住了半年，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为了改变那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向藏民推广当时先进的纺牦牛线的技术，她到成都买了一台木制纺车，沿着岷江一路背来，整整走了一个星期。

　　后来，柯鲁兄弟曾经陪同母亲去过一趟四川阿坝。故地重游，使他们更加钦佩父母———“他们身上有作为人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洋溢着人道主义的关怀。”

　　2、新闻记者

　　“《十里店》不仅正确地向西方人民宣传了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真相，对我国人民也是一本宝贵的革命史料”

　　如今在武安市东山文化公园的展室里，还展览着伊莎白捐献的许多珍贵历史图片。这些图片真实地反映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土地改革是怎样彻底改变了农村、改变了农民的命运，获得政治地位、当家作主的农民是怎样在自己土地上耕种，并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和胜利果实而战。而这些图片的拍摄者就是柯鲁克夫妇。

　　伊莎白在她北京的寓所中翻阅这些照片的时候，布满沧桑的脸上总是泛起笑容，逝去的时光正在倒流，引导她回忆起那个火热的年代，以及那段难忘的时光……

　　1947年11月，中央局正在武安冶陶召开土地会议，两个月前全国的土地会议刚刚在西柏坡结束，一个月前《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各地的土改运动正在推向高潮。

　　此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热情地接待了柯鲁克夫妇。柯鲁克夫妇对古老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决定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采访，了解边区人民怎样革命、怎样翻身、获取怎样的权利、怎样分享应得的东西、怎样发展生产等等。

　　来到十里店后，对中国革命充满热情的柯鲁克夫妇向边区政府提出了自己第一个强烈愿望：参加土地改革。他们得到了一个建议：去研究一个为执行土改决议而组成的试点工作队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队很快就要进驻十里店。

　　虽然离工作队进驻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柯鲁克夫妇不畏严寒，冒着国民党反动派轰炸的危险，从1947年12月初到1948年2月这段日子里，深入许多农民的家庭，收集了有关这个村子1937年至1947年十年的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情况的材料。于是，《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很快成书了。

　　1948年2月25日，一支由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派出的试点工作队进驻了十里店，至4月15日，十里店掀起了一场全面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运动。柯鲁克夫妇获准参加各种会议，于是他们有机会参加了许多解决村里日常问题的过程，并目睹了村中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进程。晚上，柯鲁克夫妇将他们从国统区带来的汽灯贡献出来，解放区鲜有的汽灯照亮了整个会场。夜晚，当开会的人们都散去了，柯鲁克夫妇的小屋便传出了打字机的声音。《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就是他们在七个星期中亲眼看到的"复查"运动的详尽记录。

　　1981年，《十里店》中译本在出版前，曾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主管武安九区的土改整党工作的张磐石(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审读后感慨地说：全书三十三章，几乎每章都可以单独地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十里店》作者，初到解放区不久，就能把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不容易为西方资产阶级偏见所淆惑的人所愿理解的土地改革这类"奇事"记载下来，应该说是极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十里店》不仅正确地向西方人民宣传了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真相，对我国人民也是一本宝贵的革命史料。

　　3、革命者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抛弃所有的一切。”

　　如今已经90岁的伊莎白每天早上依然坚持6时起床，先工作1小时，然后吃早饭、听广播、写书，作为人类学研究者，伊莎白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做田野调查，80年代又以70岁高龄继续考察中国乡村的习俗和制度变迁，现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些年的观察积累整理成书，这将是一部中国乡土的世纪变迁史。

　　柯鲁克夫妇始终没有忘记十里店的群众，没有忘记那段想想都会激动的农村生活。在他们离开十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十里店撰写了1958、1959年的中国农村———《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当时是该公社的一个大队)。而1986年他们让三儿子柯鸿岗(现在英国BBC当记者)代表他们再次回到十里店。后来他们的长子柯鲁也曾回到那里，为那里的小学捐资。

　　1948年，对于柯鲁克夫妇来说是

　　决定命运的一年。那一年，人民解放军迅猛地向前推进，使战后的工作都提前开始准备。书稿已大功告成，准备打道回国的柯鲁克夫妇，被我党邀请留下，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培养急需的外交人才。

　　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和挽留，尽管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但原本计划在中国考察18个月的他们，却留了下来，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这个共和国从诞生到成长的风风雨雨。

　　1948年的夏天，柯鲁克夫妇告别了十里店村，前往石家庄西部的一个叫做南海山的村子，那里驻扎着由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这所外事学校几次移迁，几次更名，终于发展成当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而柯鲁克夫妇成了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在儿子们的眼中，柯鲁克夫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抛弃所有一切。”柯马凯这样概括父母一生。

　　“文革”中柯鲁克夫妇也曾蒙冤。在二战中做过情报工作的柯鲁克被诬陷为“国际间谍”，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之久，伊莎白也被造反派隔离审查3年。18岁、16岁、14岁的三个儿子统统被安排到工厂接受教育。最终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们全家才得以团聚。当时许多人猜想蒙冤受屈的柯鲁克夫妇会借出国探亲的机会从此离开中国，但柯鲁克夫妇回来了，继续一如既往地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2000年11月1日，90岁高龄的大卫·柯鲁克先生逝世。在遗嘱中，他提出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他举办的追思会上，他的学生们共同引吭高歌老师生前喜欢的，也是他在遗嘱中希望大家为自己唱的歌，其中就有《啊，朋友再见！》和《解放区的天》两首歌。

　　“1947年当我们从英国第一次进入中国解放区时，我们充满了幻想。初次接触这个‘英勇的新世界’，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一个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伊莎白对笔者说。

　　当笔者问伊莎白当年为什么选择中国时，老人没有说话，只是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一个保存完好的小纸箱，精心地用小刀割开密封的胶带，取出了一沓沓厚厚的纸袋，里边装满了已经发黄的照片。那是她与柯鲁克1947年至1948年在中国拍摄的。

　　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户打在她的脸上，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和深远；我们忽然明白，那个火热的年代不只属于十里店，属于中国，也属于他们，属于他们的生命。

　　□本报通讯员 林茜 王翠娥

　　柯鲁克教授夫妇在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年代，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解放区，深入群众，亲临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采访和调查研究，以他们流畅的文笔，为我们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的群众运动作了真实的记录。我们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他们替我们做了。

　　———摘自薄一波为一九八二年中译本《十里店》所作的序

　　相关

　　老朋友回忆：

　　他们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朋友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中文版由北京出版社于1982年编译出版，参与该书中文版编译出版的有许多是十里店土改工作队的成员，也是柯鲁克夫妇的老朋友。

　　于是近日几位老人和笔者一起回忆起了与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生活的点点滴滴。

　　安岗、樊亢———《十里店》是柯鲁克夫妇喝着井水写出来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十里店，一个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小村。当时他们将带来的一罐橘子汁给我喝。我边喝边想，他们的橘子汁喝完后，橘子汁时代就要结束了，他们将喝农村的井水。这一切生活上的变化对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的人是算不了什么的。果然，他们在十里店与工作队一起待了下去，而且生活、工作得很好、很愉快，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88岁的安岗，1946年武安《人民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当年进驻十里店的土改工作队属于安岗负责的工作队之一。这位后来《经济日报》的老总是这样回忆与柯鲁克夫妇第一次见面情景的。

　　“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一本名叫《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的书。这本书是喝着井水写出来的。”

　　令安岗没有想到的是，柯鲁克夫妇在工作队进驻之前撰写的1936年至1946年中国农村的背景———《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年之后，他们回到十里店撰写的1958、1959年的中国农村———《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成为该公社的一个大队)，先后都得以出版，而柯鲁克夫妇认为最有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的出版，却等待了30多年。

　　《十里店》这部书稿在西方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引起纽约众神书店的詹姆斯·佩克的注意后，有了出头之日。英文版的《十里店》出版后，北京出版社的老总樊亢立即组织力量翻译出版。樊亢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英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意思的是樊亢是当年领导十里店土改的安岗的妻子。

　　何燕凌———柯鲁克夫妇用镜头将他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十里店村口

　　在柯鲁克夫妇书写的《十里店》一书中，何燕凌是这样出现的：工作队秘书何燕凌是《人民日报》要闻版和国际版的编辑，他身材修长，戴一副钢架眼镜，看上去像个毕业不久的学生。

　　当我们找到何燕凌的时候，这位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一辈子，为报社写过无数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及社论的84岁的资深老报人，已经离休多年。

　　1947年，在重庆从事学生运动的何燕凌和妻子宋铮一起辗转来到武安，不久，何燕凌作为《人民日报》工作团的成员进驻了十里店。于是，他的身影进入柯鲁克夫妇的视线，他的名字也被柯鲁克夫妇写进了那本书中。他离开村子时，是柯鲁克将他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武安十里店的村口。何燕凌说，当时柯鲁克36岁，伊莎白31岁，我们工作队员大多二十四五岁，所以把他们当作大哥大姐看待。

　　在《十里店》的中译本出版之前，本着对史实负责的态度，安岗等老领导特意提出请当年十里店工作队队员何燕凌进行校对。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沉浸在几十年前往事中的何燕凌，又像当年同大卫和伊莎白这两位大哥大姐在一起一样，兴奋、愉快。

　　文/林茜 王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