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公务岂能成见死不救的借口

　　王毅

　　5月31日凌晨4时许，33岁的左英(化名)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死亡。其家人称，左英去世4天前在北京朝阳区新源西里东街自家店铺前，与拆除违章建筑的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后，倒地昏迷。事发后，其家人向现场执法车求救遭拒，导致左英突发脑溢血未得到及时救治最终身亡(6月4日《现代快报》)。

　　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一方是执法者，一方是“违章店铺”的拥有者，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若干争吵，也实属正常。但当左英倒下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先是左英的家属欲用执法人员手机拨打120被拒，之后是其亲属向执法人员请求，欲用执法车将危在旦夕的左英送到医院并再度遭拒。两次被拒的理由，都是这些执法者在执行公务，乍听起来，这样的理由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借口，然而在生命面前，这样的借口却显得如此苍白。

　　当然，根据现场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是执法者确实在执法，二是他们真的认为左英的倒地与执法无关。但这一切能成为执法者有能力施救而拒救的理由吗？难道执法本身的意义竟然高于拯救一条生命的意义？

　　法律与程序是机械的格式化的，但人的生命却是鲜活的宝贵的，我们常言必须树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其本意也正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怜惜爱护生命本身，这其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道。

　　但可惜的是，在某些执法者那里，程序就是程序，人道就是人道，二者是两条完全平行的直线，永远不能相交相融，以至于一条生命的殒落，都唤不起他们丝毫的悔过与同情之心。

　　执法者不能只讲程序不讲人道，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漠视生命，这应成为判断一个执法者是否有以民为本情怀的一个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