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是一种合法的权利

　　——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在香港政坛，曾钰成是一个响当当的政治人物。早年，在香港大学数学系读书的他，是一个读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的爱国青年，毕业后，他到由爱国民主人士创办

的香港培侨中学教书，后来担任校长。80年代中后期，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曾钰成开始由学校走向社会，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宣传“一国两制”及如何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次上电视与香港所谓“民主派”代表人物进行辩论，向香港市民揭露彭定康一伙玩弄的政治花招。曾钰成的中英文俱佳，加上其深厚的数学功底，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在电视上辩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占了上风。

　　1992年7月，曾钰成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民主建港联盟”，并被推举为主席。“民建联”以“平稳过渡，繁荣创富，安居乐业”为其政治纲领。在他担任党主席的11年间，民建联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重重难关和危机，从最早的50人发展到目前拥有2000名党员的香港最大政党。2003年11月，民建联在区议会选举中受挫，曾钰成认为是自己之前“说了一些市民不爱听的话”导致的，遂辞职以表负责。但2004年，曾仍高票当选立法会议员。

　　2006年5月22日下午，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里，曾钰成向记者谈到了他对香港目前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作为资深的政治活动家，您对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基本的看法和判断？

　　曾钰成(以下简称曾)：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制造业开始空洞化，经济对股市、楼市的依赖程度太高，各个领域的人才严重缺乏，但当时的港英政府是一个“夕阳政府”，没有什么长远打算。为片面追求高收益，有意让楼价维持在高位，让经济看起来非常繁荣。在当时后过渡期的大背景下，一切以政治为先，这些问题被搁置起来了。

　　香港回归后，大家的共识是改革，但不久，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不好，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接着又是SARS，一连串的打击下，改革的事就这样搁置。现在，新的行政长官上任，香港的经济也开始好转，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是，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市民急，中央也急，但就是议而不决，一再拖延。如机场搬了，原来启德机场的那块地如何规划，从1998年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果；湾仔那里经常塞车，大家都同意另外修一条路，但在填海的范围上一直争论不休；还有西九龙的规划问题，不胜枚举。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如政府要提高公屋的租金，支持的人一般不住在里面，所以也不大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住在里面的人因为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会千方百计地反对，他们会去找议员说项，会去政府门前抗议，阻挠通过相关的决定；另有一些人则是为反对而反对，不论政府的政策是否得到民意支持，不论合理或不合理，都一概反对。

　　《南》：那您怎样看待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而反对政府政策的人呢？

　　曾：在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里，反对是一种合法的权利，有争论是很正常的。民建联一贯支持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针，但在某些时候，我们也会表达不同的声音。事实上，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也不是敌我矛盾。爱国和民主应该是一致的，英国人在时香港是没有民主的，回归之后才有了民主，有了反对的权利。所以，不要以为爱国就是反民主，讲民主就是不爱国。现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在做反对派的工作，希望通过沟通和对话来消除分歧。而在“一国两制”之下，能否团结更多的人，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建设香港，对香港的未来至关重要。

　　《南》：一些人认为，香港经济要有长远的发展，政府的导向必须加强，为此要开始检讨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曾：80年代至 9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在该段期间，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香港公共开支只占本地生产总值 16%左右；政府可以维持很低的税率，而不用担心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低税率和“量入为出”的公共理财原则，被认为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优势，给写进了《基本法》。

　　近几年，因为经济不是很好，楼市比较低迷，卖地收入锐减，政府陷入财政困难。自 98/99年度开始，特区政府连续 7年录得财政赤字。社会愿意承受压缩开支带来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看到经济不景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同意勒紧裤带共度时艰，盼望经济早日复苏。经济一好转，社会各阶层便要像讨债一样要求政府增加对各种公共资源的投放。如果政府要加强干预，公共开支必然要增加，那么加税也就不能避免，我们不得不放弃低税政策，这一方面会影响香港的